●陈柏清

　　放了学，刚进院子，看见一副剃头挑子放在门口，一把木拐倚在挑子上，我撒丫子跑，一个箭步越过小院墙，“嗖”一下钻进黄瓜秧架，忍着闷热，忍着黄瓜叶的小刺拉得脸、脖子火辣辣地疼，大气不敢出，连带刺的小黄瓜撞到了鼻子也顾不上，因为我知道河对岸的曹舅舅来了。

　　我怕见到曹舅舅，不是因为他是走街串巷的剃头匠，不是因为他跛足，走路需要架拐，是因为他老想做我干爸。曹舅舅是妈妈的姨表兄弟，是姨姥收养的，和母亲没有真正的亲缘关系。但他像亲儿子一样照顾母亲的姨夫姨母，这令母亲感动。有一次曹舅舅来我家，酒酣耳热之际，他说：“你们家老幺招人疼，给我做干姑娘吧。等我到了六十六岁，也有人给我包饺子。”曹舅舅年轻时因为家境和身体都不好，没有结婚，所以没有孩子。我听到这话吓得心提到嗓子眼，生怕母亲应允。幸好母亲没有接住他的话茬，这件事就模糊过去，可是我老担心哪天母亲心思一动，我就去姓曹。

　　尽管母亲没有答应，但曹舅舅认定我是他干女儿，一见到我就“幺儿幺儿”地喊。每次我都吓得一溜烟跑得远远的，让跛足的曹舅舅望尘莫及。曹舅舅不但心里这么认定，行动也跟上。他经常给我带小玩意，大多是他自己做的木头刻的小人，尽管刷了油漆，可是那油漆斑斑驳驳，捉襟见肘。带花的小辫绳，粗劣的做工昭示了它的来源地。粗制滥造的饮料，包装拙劣的饼干，曹舅舅都很认真地送来，还一再叮嘱母亲，一定要交到我手上，他知道我会躲着他。可当母亲把那些东西交到我手上，它们最终的归宿就是南园子的小墙下，我愤愤地用木棍挖一个洞，把它们埋在里面。

　　有一次曹舅舅竟然现身我午间放学的路上，放下小板凳，非要让我坐，说他给我烤了红薯。就在他从挑着的炉子里往外拿红薯时，我跳起来跑掉了。第二天我避开小路，从高高的水渠上悄悄瞄着路口，看见曹舅舅正在路口给人理发，赶紧溜进麦子地，像地鼠般一溜烟跑回家。

　　整个童年，我似乎都在和曹舅舅玩着这种猫鼠游戏。尽管他多皱的眼角和浑浊的眼睛看不出恶意，腮帮子上浓密的胡茬包裹得略带干涩的笑意也只显露出窘迫，可我仍愤愤不平他为什么选我做干女儿，仿佛那是莫名的奇耻大辱。在一次跟姐姐拌嘴时，因为她喊出“你就该去姓曹”，我破天荒一个星期都没有跟姐姐说话。

　　虽然我从不曾喊一次他“干爸”，他还是按照乡俗，逢我生日他会包红包，买红腰带。母亲有时很为难，可是曹舅舅总是说：“幺儿还小呢。”直到我上高中，他没办法说“幺儿还小”，只能眼泪汪汪地对母亲说：“你就替她收下，我还求什么？过六十六寿日那天幺儿帮我包六十六个饺子就行了。”

　　母亲对我说时含着泪。我很烦恼听到这些，便扭身走开。

　　我大学毕业上班的第一份工资，除了留下生活费，其余给母亲买了她爱吃的糕点、喜欢的衣服，剩下的都寄回了家，还嘱咐母亲给曹舅舅送二百元钱。母亲在电话里沉默半晌，说：“你曹舅舅刚过完年就去世了。”我突然想起小园南墙根下的物冢，里面斑斑驳驳的小木人、拙劣的头饰、早已坏掉的饼干、饮料、辣条……我默默挂掉了电话。

　　好吧，曹舅舅。有一刻世界那么安静，仿佛一切都被屏蔽了，我想起了你，想起了你一直盼望的六十六岁寿日的六十六个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