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成

　　2010年，英国涂鸦艺术家班克斯在底特律一面正要拆除的混凝土墙上画了一幅画，但他并没有声明对这幅作品的所有权。那么问题来了，谁该拥有这副价值连城的作品呢？

　　底特律的一家画廊知道班克斯涂鸦的价值，把整面墙从推土机下拯救了出来。然而，土地所有者知道后不干了，以盗窃为由将画廊告上法庭。

　　那么，谁最终会成为这堵号称价值10万美元的墙的合法所有者？

　　英国认知心理学家布鲁斯·胡德《被支配的占有欲：为何我们总想要更多》一书对所有权概念的发展做出了生动的描绘和分析，上述案例就是书中的一例。班克斯大师的涂鸦行为挑起我们所有权问题的思考。通常涂鸦不仅被认为是会使得建筑贬值的不道德行为，而且被认为是一种刑事上的破坏行为，可处以罚款和拘留。

　　然而，班克斯的画却增加了墙面的价值，引起了人们对谁该拥有这面墙的争议。最终，法院判定底特律画廊向当地土地所有者支付2500美元，从而获得其直接所有权。然而画廊并没有永久收藏的意思，5年后，这面墙以13.75万美元的价格卖了出去。

　　从心理学上看，追求财富的增长并不是穷奢极欲的不良嗜好，而是一种本能的体现，即胡德所谓所有权心理。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都能从控制物品中得到满足感。比如家里养的宠物猫，会反复用爪子抓或拍打物品——这种行为意味着物品被它们占有和控制。婴儿也有类似的举动，它们喜欢反复用餐具敲打桌子，喜欢把东西从桌子上退下来，让父母一次又一次地捡起来——这些行为是婴儿开始探索什么是属于自己的东西的一种方式。

　　然而，人类的所有权心理不简单是一种控制周围世界的原始本能，更是一种在历史中演化的心智能力。在狩猎-采集部落中，大多数财产都属于部落；如果部落的一个成员没有使用某个物品，那么另一个成员有权暂时占有。这和现代的所有权观念就大不相同。比如我把鞋子放在我家门外，人们不会把它穿走，因为人们默认这是他人的私人财产；但在狩猎-采集部落中，如果你把鞋子放在帐篷外面，别人就可以穿着走，因为你没有使用它们！

　　简言之，我们今天的所有权观念是在原始本能的基础上，在历史社会发展中逐渐建构出来的一种复杂观念。胡德的这本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复杂观念的由来，而且可以促使我们反思当下的生活：“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我们的生活被这种无尽的追求所控制，即使我们这样做会给自己、后代，乃至地球的未来带来风险。如果我们想要改变，那么我们就需要了解所有权是什么，源自哪里，它产生的动机，以及如何在没有它的情况下同样活得快乐。”

　　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写给大众的小书《不受掌控》同样关注现代生活中的精神状态，但他的关注范围并非像胡德那样聚焦于某个观念，而是追溯倍感压力的现代生活背后的现代性逻辑。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内卷”是究竟怎样“卷”起来的。

　　一般认为，这是因为现代人喜欢追求更多，要了这个还想要那，就像现代奥林匹克口号刻画的，要“更高、更快、更强”。罗萨却一针见血地指出：“推动现代性的不是贪求更多，而是害怕越来越少。这种恐惧维持着提升游戏。”比如家长让小孩参加各种各样的补习班，表面上看是让小孩更有竞争力，更深层的逻辑确是担心小孩从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从而上不了好大学、找不到好工作……

　　这就像“我们时刻都行走在一个下行的自动扶梯上”。我们不断内卷并不是为了非得出人头地、拿行业第一，而只不过是想比扶梯的下行速度爬得更快一些，从而不至于被生活带下去。这种“提升的逻辑”控制了现代人，让现代人只能以加速和内卷来应对。

　　人们自然会对这种生活状态不满，所以经常喊着要“躺平”。然而罗萨的分析却告诉我们，躺平只是说说而已，现代人的内心其实总是期待着能“扩大对世界的作用范围”。要躺平的人恐怕没人想天天被关在家里，而是要在阳光沙滩、度假小屋里躺平，而这样的生活状态首先必须是成功地将自身的作用范围扩大——有钱飞到太平洋上的小岛，有车开到深山老林。

　　人们向往世外桃源的乡村生活，但又舍不得大城市，不光是能有更多工作机会等经济原因，也是因为电影院、车站、动物园等等设施在自己的作用范围之内，并能够帮助人们更进一步地扩大对世界的作用范围。

　　在提升和扩大的普遍心态下，世界日益成为了可利用的、不再可亲的对象：“我们不再能与之形成具有生命力的关系，而且这样的世界也会让我们在仓鼠滚轮里奔跑至死的过程中产生集体的‘倦怠症’。”

　　罗萨呼吁在内卷的滚轮之外寻找另一种可能，每个个体都有能力行动起来，重建同世界的“共鸣”关系。

　　今年去世的法国著名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在名著《我们从未现代过》（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中也提醒我们，把现代同前现代割裂开来的思维也许只是现代人的执念。放弃现代人的种种偏见，重新理解我们同世界之间的关系才是正途：“自从科学革命以降，所有罪恶都有充分的时间从门户洞开的潘多拉之盒中逃出。只有一件东西留在盒内：希望。现在，或许是从中收获希望的时候了。”  （本文作者系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