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欢

　　国学大师季羡林出生于1911年，他的家曾是当年山东省最穷的村中最穷的家。而多年后，他却成长为一代国学大师，是国际著名的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等，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可以说，是读书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要把读书当回事》是季羡林先生的散文精选集，分为《立志读尽人间书》《回望求学路漫漫》和《心如明镜勤自勉》三辑，讲述了季羡林倾心读书、孜孜求学，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下仍然勤奋有加，终于成为一代国学大师的成长经历、心路历程和人生智慧。

　　季羡林一生爱书如命，他说自己唯一的嗜好就是读书。他信奉“开卷有益”，不仅读专业书，专业以外的书也要“随便翻翻”，知识面越广越好，得到的信息越多越好。他极赞同张元济先生所说的“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季羡林有个很大的书斋，“大小房间，加上过厅、厨房，还有封了顶的阳台，大大小小，共有八个单元”，藏书几万册，堪称北大教授中的藏书状元。即便如此，这些书仍然难以满足他做研究的需要，“有时候由于缺书，进行不下去，只好让它搁浅”。

　　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季羡林坦言亨利希•吕德斯和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对自己影响最大，这两位“都是考据大师，方法缜密到神奇的程度”。吕德斯是德国人，世界公认的梵学大师、印度古代碑铭最权威的研究者，其《古代印度语文论丛》令人灵感丛生。陈寅恪先生的《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同样考据严谨，无证不信，“从一个不大的切入口切入，如剥春笋”，令季羡林深受启发。

　　季羡林的求学之路布满荆棘。20世纪初期的中国，刚刚推翻了清朝的统治，老百姓的生活异常艰苦。而季羡林的家，又是官庄那个穷苦的小村庄里最贫穷的家，一年到头只能吃咸菜，吃白面的次数极其有限。四五岁时，他为了多吃一块白面饼子，被母亲追着打，他干脆跳进水坑里，“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面饼子尽情地享受了”。六岁时，为了读书求学，他被迫离开父母和故乡，到了济南，从此寄居在叔父家。上高中时，日寇占领济南，他失学一年。在德国留学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一边忍饥挨饿、躲避空袭，一边跟随Sieg教授学习古代梵文和吐火罗文。学习这两种语言困难重重，前者是语言中的化石，古老精致而又极其复杂；后者则几近失传，需要在一片荒芜中开辟道路。

　　人生永远充满偶然，但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人。高中毕业时，季羡林想谋求一份稳定的工作，报考了邮政局，却没有考上。他只好报考了大学，没想到竟被北大和清华同时录取。后来，他选择了清华大学，进入西洋文学系学习，《清华园日记》就是他在清华读书期间最生动的记录。

　　季羡林一生翻译了大量作品。他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尤其精通吐火罗文，还能阅读俄文和法文。他回忆德国教员教授外语的方法，是一种“把学生推入游泳池”的办法，就像教学生游泳一样，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一下子把他推下去，如果淹不死，他就学会游泳了。这种方法就是尽快让学生自己阅读原文，语法由学生自己去钻，单词也由学生自己去查，不在课堂上讲解。只有学生实在解不通时，教授才加以辅导。据说，这是德国19世纪一位语言学家的主张，办法虽然简单粗暴，但效果却很好，学生无法依赖老师，积极性就被完全调动起来了。季羡林的梵文、巴利文和俄文，都是通过这种方法习得的。但他认为，方法固然重要，却不是万能的，勤学苦练才是最朴素的真理。

　　季羡林做学术研究的同时，也爱写散文且质量极好。他的散文《赋得永久的悔》一气呵成，感人至深，曾获得鲁迅文学奖。对于散文写作，他追求的目标是真情流露，淳朴自然。他的文字平易近人，如话家常，却在朴素寻常中直抵生命的真谛。

　　季羡林先生终年98岁，对于人类的前途，他始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对中国文化抱有坚定的信念，认为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他坚信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和臭氧被破坏、粮食生产量有限、淡水资源匮乏等影响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

　　作为国宝级的学界泰斗，季羡林理解青年、同情青年，并身体力行地帮助青年和爱护青年。《要把读书当回事》一书是他对青年的肺腑之谈，凝结着他简单朴素却又真知灼见的人生智慧，他用诚恳真切的文字勉励当今青年人，要坚定信念，认清自己在人类社会进步的漫漫长河中的地位，担负起青年人承前启后的责任；要珍惜时间，“一寸光阴不可轻”，在时间面前人人平等，勤学苦练才是关键；开卷有益，要多读书，只有不断开阔视野，持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才可能与时代共同进步，才能使人类社会越来越好。

　　作者简介：乔欢，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资深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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