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刘 硕  文/图

　　5月底的青岛，万象城方所书店的分享区飘出一股煎饼的香气。这不是美食节目的录制现场，而是一场分享会。台上，一个身穿格子衬衫的年轻人正从帆布包里掏出一叠煎饼，上面印着模糊的诗句，随后递到台下观众手中。有人咬了一口，笑了：“这就是‘咬文嚼字’啊。”

　　这位年轻人叫陈光耀，他把煎饼摊搬进了书店，把诗歌印在了主食上，大家叫他“煎饼诗人”。他用甜面酱做油墨，用21座城市的街头做展场，用废纸、鸡蛋、打火机做载体，让那些虚无缥缈的诗句重新变得可以触摸、可以咀嚼、可以果腹。

　　诗人

　　陈光耀写诗的开始不是一场仪式，而是一种本能。

　　少年时期，他就开始写诗了。那时候，诗是他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写在笔记本上，写在随手抓来的纸片上，写给自己看。他从不分享给别人，那些句子像日记一样锁在抽屉里，是他和世界之间的一条秘密通道。

　　这个阶段持续了很久，直到研究生期间，他才开始把写下的诗句拿给朋友看，尝试着积累，尝试着把这些原本只属于私密时刻的文字，当成“作品”去面对他人。从“写给自己”到“分享给别人”，这个转变看似简单，却意味着他开始承认：那些在深夜里流淌出来的句子，是有价值的。即便如此，陈光耀很长时间里仍然不觉得自己是“诗人”。“诗人这个词太大了，只有李白、杜甫、余秀华、海子才配叫诗人。”

　　转折发生在他突然意识到一件事：诗人不是一份职业，它不需要别人的认定。这个发现像一道光，劈开了他心里的门槛。他环顾四周：老师要考教师资格证，医生要考医师资格证，律师要通过法考……几乎每一个职业都有它的认证体系，但诗人没有，“没有哪个机构有权颁给你一张‘诗人执业资格证’，也没有任何考试能决定你能不能写诗。当一个人决定开始成为诗人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诗人了。”

　　陈光耀的诗歌内容与他的成长经历牢牢捆绑。他通常在深夜安静的时候写，写的对象除了追不到的女孩和麦子，还有一个重要的“邻居”——坟丘。他家的房子在村子外面，紧挨着成片的坟墓。他想象这些“邻居”白天安静地长草，夜里顶着坟丘的帽子在大地底下游走：去听听子孙的工作强度，去河边散步，在公鸡打鸣前赶回来。“他们不甘落寞，也未曾真正离去。”

　　另一个反复出现的意象是蚊子。“我以前特别痛恨蚊子，但后来觉得，蚊子太不容易了。大热天，在野外，要走多远的路才能找到一口饭吃？”他写诗给蚊子，把它们也变成“邻居”。这些意象都不是修辞游戏。它们来自一个农村孩子的记忆，那些在老家度过的更野也更真的时光。

　　煎饼

　　把诗印在煎饼上，这个想法诞生得很偶然。陈光耀坐在弟弟的电动三轮车后斗里，弟弟骑得飞快，车子颠簸得厉害，路过一个又一个乡镇煎饼摊。他突然冒出一个念头：煎饼太像纸了，如果能印上诗，该多酷。那天晚上他没睡着，反复琢磨怎么实现。

　　他试过用烙铁烫字，试过改良煎饼鏊子来压出字形，最后选定了印刷的方式。材料上试过黑胡椒酱、番茄酱，最终发现甜面酱最合适——黏度适中，颜色沉稳，干得快，印出来的字有朦胧感又不至于糊成一片。他还发现各地煎饼的质地不同，枣庄的机器煎饼气泡多，加热后会留下小孔；日照莒县或老家靠近江苏的煎饼更平整细腻。“这些差异不是缺陷，是不同土地的呼吸节奏，我反而更愿意保留它们的真实肌理。”

　　把诗印在煎饼上之后，陈光耀开始了他背着煎饼走天涯的实践。2023年第一次在青岛摆摊，之后陆续去了焦作、大连、沈阳、鹤岗、杭州、南京、长沙、成都、深圳等21个城市。顾客嫌字印得模糊，他解释“诗比较朦胧”；顾客问煎饼上为什么有孔，他答“因为这是孔子吃的”。

　　除了煎饼，陈光耀还发展出一系列诗歌的物质载体。“废纸诗集”是他2021年启动的计划，他让全国各地的朋友寄来废弃的纸张——建筑草图、背单词的笔记、卖太阳能的单据、设计手稿——在废纸的反面印上自己和朋友们的诗。“做完之后我发现，相较于诗集本身，废纸更有故事性。每个人寄来的废纸不一样，上面藏着他的一段生活。”那些废纸承载的个体生命痕迹，有时比诗句更动人。

　　他还做过“鸡蛋换诗”，在集市上摆摊，两个鸡蛋换一首手写诗，或者一首诗换两个鸡蛋，还尝试过“打火机诗集”，把诗和光连在一起，送给身边的朋友。

　　所有这些项目的底层逻辑，陈光耀归结为“寻找虚无的载体”。“诗太虚了，看不见摸不着，不能填饱肚子，也不能当柴烧。所以我想把它钉在实在的东西上。”煎饼、废纸、鸡蛋、打火机……这些最日常、最物质的物件成为诗歌落地的锚点。“咬一口煎饼就是咬文嚼字，吃饱了就是腹有诗书气自华。”他把飘在空中的诗，按回了大地、按回了身体、按回了日常的摩擦面。

　　故乡

　　陈光耀的诗歌作品带有强烈的故乡属性。这不仅仅因为他写麦子、写土地、写坟丘和蚊子，更因为他看待世界的方式本身就是从故乡长出来的。他从诸城农村来到青岛读书、工作，从此成为一个“离乡的人”。但正如他自己所说：“故乡这个词，只有当你不在故乡的时候，它才存在。”

　　他对故乡的情感最集中的投射，是麦子。他从老家带来一花盆即将成熟的麦子，精确换算成0.0000471亩，并把这次分享会命名为“市南麦收”。他对故乡的麦子爱恨交织，他说，故乡的麦子并不是一帆风顺长大的。它要浇水、防虫、施化肥，我的父亲一年四季弯腰伺候。它把我的爷爷困死在土地里，现在又困住了我的父亲。”但他对土地的情感依然热切、深沉，“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和麦子重新和好。”麦子既是哺育代际的“母亲”，也是禁锢生命的“牢笼”，这种爱恨交织的辩证是他对“乡土”最诚实的表达。这种认知的翻转让他的诗歌从单纯的抒情转向了对生存的追问。

　　他写麦子，不只写麦子的金黄；他写故乡，不只写乡愁的温软。那些被锄头压弯的脊背、被虫蛀空的麦粒、被岁月磨钝的沉默，都成了他诗行间的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