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郑建华

　　历任《青岛文学》小说编辑，青岛市文联文学创作研究室专业作家、主任，青岛市作协主席。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有长篇小说《无色花季》《欲望别墅》《家园》《手镯》《情人的森林》《新潮女性系列》等10部，中短篇小说集《滴水樱桃》《阅读初恋》，电视连续剧剧本《金色海湾》《欲望别墅》，另有不少随笔散文。曾三次获山东省精品工程奖。

　　以下是郑建华接受青岛早报记者采访时的自述：

　　我人生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抉择，发生在16岁那年。1970年11月下旬，北风已经开始裹挟着胶东半岛的寒意，而我却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面前摆着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是服从学校的分配，进入市果品公司，成为一名捧上“铁饭碗”的职工；另一条，则是前往山东建设兵团第五团报到。

　　那时，我们70届毕业生大规模就业的浪潮已渐近尾声。一个个同学的名字被宣读，一张张兴奋的面孔离开教室，他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了从学生到“工人阶级”的身份蜕变。他们穿着崭新的、泛着靛蓝色光泽的工装，在照相馆拍下那神圣的竖版两寸照片时，脸上那种混合着羞涩与自豪的神情。那不仅仅是一张照片，更是一张通往安稳人生的通行证。

　　而我，成了一个被遗忘在角落的旁观者。教室里的桌椅一排排空了出来，朗朗书声被交接工作的窃窃私语取代，最后，只剩下我们几个“成分不好”的学生，像秋后残留在枝头的几片孤叶，无人问津。我知道那原因，沉甸甸地压在我的档案袋里，也压在我的心头上——父亲那本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历史问题，以及母亲那顶“现行反革命走资派”的帽子。这两座无形的大山，足以遮蔽一个16岁少女头顶所有的阳光。我决定听从父亲的话去建设兵团。

　　命运的戏剧性，总在人们猝不及防时上演。几乎是在同一天，我收到了两份命运的通知书。上午，团参谋长和后勤处长，开着一辆绿色的吉普车来到我家。他们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利落地将我那份单薄的行李搬上车。然而，就在吉普车扬起的尘土尚未完全落定之时，下午，学校的蒋老师骑着那辆叮当作响的自行车，气喘吁吁地在马路旁找到了我。他几乎是喊着对我说：“快！快去学校！你的分配通知下来了，是果品公司！”一瞬间，我愣住了。

　　家里的气氛顿时变得微妙而紧张，父母争执不下，他们把最终的决定权交给了我——这个刚满16岁的女儿。我去了学校，走进那间熟悉的办公室，对着满屋子用期待目光看着我的老师们，清晰而坚定地说：“老师，谢谢您。但我不就业了，我去兵团。”

　　话音落下，满室皆静。我看到了老师们脸上难以置信的惊诧。在那个年代，“老四届”的学长们正背负着行囊，大规模地上山下乡，成为“知青”。而我们70届，能留在城市就业，堪称时代的宠儿。偏偏有个我却拒之门外拂袖而去……

　　山东建设兵团第五团，坐落在李村。这是一个拥有多重身份的地方：它既是建设兵团的一个团部，也是山东省第二监狱，同时还有一个名字——青岛生建机械厂。1970年4月成立的山东生产建设兵团，将许多省属的监狱劳改农场收编改制。我所在的第5团，连级以上的干部全是现役军人，司令部、政治处、后勤处，机构俨然。原地方上的干部，则大多担任副职。我被军务股分配到了团司令部下属的生产股技术组，这让我多少有些意外。

　　我的文学梦，恰恰是在这片独特而复杂的土壤里，悄然萌发了第一片新芽。这里是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人员构成之复杂，远超我的想象：正在服刑的犯人、刑满后留场就业的人员、看守的武警部队、来自天南海北的复员军人、充满理想主义的兵团战士、严肃的现役军人干部、经验丰富的原监狱管教干部，以及少数像我一样的技术人员……3000多人，3000多种人生，3000多个故事，在这片高墙内外交织、碰撞。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无色花季》，以及后来的短篇《红色童话》《滴水樱桃》，其灵魂都根植于这片土壤。我们这些兵团战士，年龄最小的“小丁”只有13岁，大多数是15—23岁的年轻人，精力旺盛，思想单纯。而那些服刑人员，则恭敬地称我们为“主管”或“政府”。这是一种极其微妙的关系：我们既要向他们学习车、钳、铣、刨的生产技术，又要在生产劳动中指挥和管理他们。这里面所蕴含的人性张力、命运纠葛，足以写成一部现代的“一千零一夜”。起初，我在技术组的晒图室工作，那刺鼻的氨水气味浓烈得能把人熏得眼泪直流，头晕目眩。后来来了新战友，我被替换出来，开始学习描图，后来又担任了文书，进入了团理论组、宣传队。我编写各类会演的节目，写朗诵词，写小话剧，写快板书。在“写来写去，演来演去，跳来跳去”的喧闹中，我感受着文字创造世界的魔力。也正是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悄然降临。

　　1974年11月，山东建设兵团完成其历史使命，被撤销建制。青岛生建机械厂的牌子被重新挂起，归口青岛市重工业局管理。一大批战友被分流到重工局下属的各个工厂，而我，因为此前的文字和宣传经验，得以继续留在厂宣传科，写简报，写总结，编写文艺节目。那本影响我一生的《红楼梦》，便是在集体宿舍的上铺，蒙着厚厚的被子，借着一支手电筒的微光，一字一句读完的。

　　哦，对了，那个等待已久的“偶然的机会”，1976年，一位姓郭的战友，创作了一篇题为《怒火》的小说。他的故事充满了激情，但字迹实在不敢恭维。他找到我，请我帮忙誊抄。8000多字，我一笔一画，在稿纸的方格里耕耘了一遍。他满怀希望地投给了《青岛文艺》。不久，稿子被退了回来，但附上了详细的修改意见。我至今仍记得，那稿纸上密密麻麻的，是编辑用红色圆珠笔写下的批注，从情节到语句，甚至一个标点，都一丝不苟。我内心深受触动，那时的编辑，是真的在为他人作嫁衣裳，用心血浇灌幼苗。我再次帮战友工整地抄写了一遍。后来，这篇小说果然发表了，而且是头题！

　　这件事像一束光，照进了我懵懂的文学世界。我心中那个潜藏已久的声音终于响起：“原来，写小说并没那么神秘，我或许也可以试试。”这个念头一经产生，便再也无法遏制。我扭头便以自己的生活为素材，写了一篇关于工厂技术科的故事。我的战友姚红，家就在信号山路附近的编辑部大院，她热情地领着我，像完成一件神圣的使命般，将稿件送到了《青岛文艺》编辑部。接待我的，是位年轻的编辑，名叫尤凤伟。

　　一周后的某个上午，科长告诉我：“编辑部来电话了，让你去一趟。”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在编辑部，我见到了吕寰、张健、尤凤伟三位老师（在此，我愿向这三位已故的文坛前辈、老领导、老朋友，表达我最深切的缅怀与敬意）。他们和蔼地与我交谈，肯定了稿子的基础，也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我的处女作——那个以工厂技术科为原型的短篇小说《光明在前》——在1977年的《青岛文艺》上，同样以头题发表了。

　　1978年5月，我调到了青岛造船厂，在铣床边工作了半年。不久，青岛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恢复活动，而我则在1979年3月12日，正式成为《海鸥》（后更名为《青岛文学》）编辑部小说组的一员。

　　从此，文学创作成为我“心头之好”。开始尝试散文、随笔，甚至涉足电视剧本创作。我与黄小振、李建国两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创作了31集电视连续剧《金色海湾》。这部剧获得了成功，赢得了一些奖项和奖金。但遗憾的是，才华横溢的黄小振同志，竟在49岁的盛年猝然离世。我将所得的全部奖金，都交给了他的妻儿。

　　走在文学这条路上，我时常会感到一种渐行渐远的孤独。那些曾经同行、同频、同道的伙伴，愈来愈少了。我深深地怀念他们，怀念那些为了某一篇来稿，我们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最后不得不以投票表决的执拗夜晚……那些日子，充满了“幼稚的成熟”与“成熟的纯粹”，好怀念啊！

　　回首望去，16岁开始的兵团以及工厂的生活磨炼是我人生的第一块砖，如果我是跨栏运动员，便是第一道栏，如果我是渔民，便是第一网鱼，人生不就是一块砖一块砖地垒出来的吗？一道栏一道栏跨下来的吗？－网鱼一网鱼捕捞出来的吗？所有的经过都了然于心，古稀之年回首望去，唯有坚韧不拔，做六边形战士，崇尚美好！

　　本版文字整理 青岛早报/观海新闻记者 周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