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是一个奇特的存在，它既是四大文明的交汇之地，也逐渐演变成民族的文化图腾。尽管20世纪曾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伤心史，但后来，经过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一代代敦煌人的努力，中国的敦煌学也渐渐开始振兴起来。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发展，随着丝绸之路的历史和文献被发掘，敦煌更是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关于敦煌的书、文创以及敦煌文旅，无不体现大家对敦煌的向往，体现了敦煌强大的感召力，越来越多的人渴求建立与敦煌的精神链接。近日，中国好书、“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家陈继明也推出了重磅力作、长篇小说《敦煌》，以多元的呈现方式写就一个更具层次与韵味的敦煌：中国之有敦煌，如人之有心魄。敦煌既是时间的产物，也是时间的见证，让人品咂不尽，解读不尽。

　　书写敦煌两个“不写”与“要写”

　　敦煌题材的图书非常之多，类型丰富，知识的、研究的、非虚构的……那么，作为小说家，又该如何书写敦煌呢？在陈继明看来，最难处理的就是虚与实的关系，实体和象征的关系。而在创作之初，他给自己定下了两个“不写”。第一，不直接写藏经洞的故事，因为这类故事被写得太多，难以出彩；第二，不能把敦煌当作图腾来写。他想写一个新的敦煌，而不是一个已经成型的、被大家视为图腾的、不容想象只能叩拜的敦煌。他想站在敦煌对面打量她，然后起一个自己的空中楼阁，看看敦煌的形成过程，莫高窟的形成过程，看看大漠风沙里曾经活过的人和动物，看看如今的人血液里流淌着哪个民族的血，性格里含着哪个民族的性格。

　　同时，陈继明也很明确，自己想要写什么。他定下了两点“要写”。第一，要写人。他认为，过去写敦煌的小说，对人的关注犹嫌不够。在敦煌面前，人不能渺小，而是更伟岸，敦煌是人的世界，没有人就没有敦煌，所以，他要在这部小说里恢复“人”的重要性。“我觉得是人照亮了敦煌，而不是相反。如果没有一个人来敦煌，它就是死的。”而且，在敦煌，在西部，人们说起人和神的关系时，会有很多不同于中原和沿海地区的观念。比如，他们会说，一个人即便把人的路走断了，神的路还在。比如小说中的令狐昌，把人的路走断了，但他还有一条神的路，于是他选择开窟。比如，说一个人如果犯了错，被大家所谴责和不齿，就会说这个人断了回家的路。比如，他们即使一个人喝酒，也会摆三个酒杯，其中一杯敬看不见的神。所以，他在《敦煌》中，要认真地把人和神作为一种互文关系来看待；第二，要好好写一写动物。在他笔下，马、骆驼等动物都不被看作人的工具，而是自己就成为小说的角色，和人平起平坐。所以，读者会在小说中看到，鸣沙山的正面是千佛洞，而反面是一窝狼，狼窝旁边又是羊冢。强和弱、善和恶、生和死、神和魔，在敦煌就是这么水乳交融，不可分割。

　　兼具历史深度与文学价值

　　在该书的研讨会上，专家一致认为，《敦煌》是一部极具历史深度与文学价值的长篇佳作，在敦煌的文学性书写中是标杆性作品。小说以历史和现实两个时空，以四条线索交融互动，笔力强健，气象恢宏，具有独特的审美风格和深邃的思考力，并带给读者关于敦煌、关于历史、关于文明、关于人的种种思考，是近年来关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典范之作。

　　中国作协副主席邱华栋以自己十六次去敦煌，也曾书写敦煌的内行人眼光，肯定《敦煌》的历史感和现实性。他表示，该书最打动他的地方，是把唐代生活写成当代生活，贯通古今。因此，这既是一部历史小说，也是一部当代小说。在邱华栋看来，《敦煌》故事好看，人物鲜活。它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叙述语调，把握了丰富复杂的叙述节奏，细节丰沛，靠非凡想像力把读者带回距离现在一千多年的历史空间里。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大先则从文本细读出发，阐释了小说中四条线索和两个时空，以及日记、考古文献、佛经等多文体的运用。尤其是当代线索的出现，让小说具有了“元小说”的色彩，也凸显了民族融合之后，当代人文化寻根之切之难。他认为，《敦煌》准确捕捉了敦煌这个地方的包容性、求同存异性，因而写出了古今无不同、人情不相远；人我无不同、皆有悲欣感。由此，会让人体会敦煌的保存和文明的延续中蕴含的历史真相。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研究员丛治辰以书中人物的一句对话“既然刀子已经放下，就拿好锄头吧”，指出以吐谷浑为代表的游牧民族，在迁徙和求生中的变化。正如书中所说，民族的发展也如忒修斯之船，经历过修补重建，此船早已非彼船，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正是民族融合的真相，也是文明发展的真相。这是敦煌的历史，是我们中华民族多民族共生共荣的历史，也是不同的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