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瑜

　　诺兰执导的《奥本海默》终于在影迷翘首以待中揭开面纱。这部改编自2005年普利策传记文学奖作品《美国的普罗米修斯：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胜利与悲剧》的电影未映先热，无论影片主人公的人生故事，还是导演诺兰鲜明的个人风格，又或者是众多好莱坞影星的倾力加盟，都令其自带流量和话题。影片在北美首映后，影评人和观众空前一致地给出好评。

　　诺兰以叙事结构复杂、时间空间交错、剧情烧脑、概念前卫为影迷津津乐道，这些特点在《星际穿越》《盗梦空间》《信条》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在这部继《敦刻尔克》之后的第二部取材现实的电影里，我们更多地看到形式和技巧如何为内容服务，看到诺兰怎样从学术、军事、政治三个剖面为观众解析奥本海默这个谜一样的男人：学术方面，他是物理学领域20世纪后爱因斯坦时代量子物理学派的中坚力量；军事方面，他成功主导曼哈顿计划，用两颗原子弹提前结束二次世界大战；政治方面，他长期被怀疑有美国共产党背景和“左倾”倾向，最终成为战后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鉴于影片故事时间跨度长，出场人物多，诺兰选择原子弹为坐标，以原子弹爆炸前、中、后来呈现奥本海默人生进程的多个阶段，看似无序穿插，却准确地描摹出主人公的生命轨迹。

　　诺兰一向不太愿意立场鲜明地输出自己的观点和判断，而是把思考空间留给观众。这就是为什么“不愿意好好讲故事”的诺兰在树立和保持自己风格的同时，依然拥有众多拥趸。然而在这部电影里，不论是对于奥本海默个人品格的评判，还是对核武器研发的态度，诺兰非常罕见地透过作品“发声”。例如，在由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发起的显失公平且有意构陷的长达四周的忠诚度调查中，奥本海默已经焦头烂额，当被问及是否与一位“美共”成员长期保持朋友关系的质询时，即便给出肯定答案会给自己增加不利证据，并且辩护律师也用眼神示意，奥本海默还是诚实作答。作为美国原子弹研发工程曼哈顿计划的领导者，奥本海默绝不是迂腐书生，甚至对为什么只是搞一个少数人参与的秘密调查，而不是通过司法审判给他一个公开陈述和辩解的机会都心知肚明的情况下，仍然不屑于用谎言为自己争取利益。与这个细节对应的，是陷害奥本海默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施特劳斯的关于“政治、权力、阴谋”的阐述，一张从平静到扭曲的脸，一段从平淡到急促的独白，再加上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令人印象深刻。如果忽视了前面一闪而过的“君子坦荡荡”，后面的“小人长戚戚”就不会产生相得益彰的效果，就会辜负诺兰追求细节到极致的用心。

　　二战末期，太平洋战局胶着，日军的负隅顽抗，让耗尽耐心的美国下定决心，在广岛和长崎分别投下原子弹。也因此，奥本海默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影片中，奥本海默参加庆祝集会，人们齐声高呼他的名字，有节奏地跺着地板，一贯冷静孤傲的奥本海默被现场情绪感染，放言应该让纳粹和希特勒也尝尝核爆的威力。然而就在一瞬间，他仿佛看到了在核爆废墟上哭泣和挣扎的众生，刚刚还踌躇满志的脸，被“千百烈日当空争辉”的光芒照到惨白，一双圆睁的眼睛因恐惧而失神。

　　对于奥本海默来说，核弹爆炸的余波始终侵蚀着他的内心。奥本海默一生最高光的时刻、最伟大的成就，却是他后来最持久的痛苦的根源。观众看到奥本海默如何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为了拯救世界，两颗原子弹提前结束二战，但直接和间接导致二十多万人死亡。战争还是和平？挽救还是毁灭？死亡还是重生？也许，正如奥本海默的一位挚友所说：“这个问题，不该由你回答。”但作为原子弹研制计划的领导者，这的确是奥本海默要面对的问题，所以才有了战后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与爱因斯坦的第二次对话。与第一次纯粹属于学术范畴的探讨不同，这一次是两位科学巨匠对科学伦理的探讨并达成一致。所以才有了他后来竭尽所能地在多个公共场合发表对核武器政策的见解，被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秘密调查，进而被剥夺安全许可。对于一个参与过最高机密项目的物理学家，被剥夺安全许可就意味着社会性死亡，否定了他此前所做的一切。

　　有消息说，拜登政府正式撤销了1954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剥夺奥本海默安全许可的决定，认为当时做出的决定是基于政治目的的打压和抹黑。这部电影的上映或许对这段历史冤案的平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距离1967年奥本海默离世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着实令人唏嘘。

　　可以说，电影《奥本海默》的诞生，是一位天才科学家与一位杰出艺术家良知同频共振的结果。

　　作者简介：张瑜，媒体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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