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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性成就诗人，人性决定诗性。怎样的人性才能成就伟大的诗人？翻开张炜的《唐代五诗人》，或可一窥究竟。张炜是山东作家，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唐代五诗人》是他最新的文化随笔集。

　　《唐代五诗人》从唐代诗人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隐的生平讲起，追寻他们各自人性中最重要的部分，探究生命特质是如何影响诗人、成就诗人的。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王维描写自然山水的诗作很多，他的佛性令他的诗境清寂超脱。但是，王维超然的诗性离不开“辋川别业”这一物质现实的存在。正如托尔斯泰有雅斯纳亚大庄园、罗望山庄是福克纳的精神领地一样，“辋川别业”也是王维的安身立命之所，让他得以侍奉母亲，过上亦官亦隐的生活，写出空灵淡远的诗作。

　　“辋川别业”在辋川山谷，规模宏大，面积约有七十平方千米，内有华子冈、文杏馆、鹿柴、白石滩、漆园、椒园等二十处景点。王维苦心经营“辋川别业”，一是为了安顿母亲，让母亲单独拥有一处礼佛之所；二是为了大隐于山林，是一次成熟的人生选择。“辋川别业”的存在，令他的隐居生活无忧衣食，有别于陶渊明亲自耕种、为柴米油盐发愁的窘迫境地，从而成为古代隐居人士的模范标杆。在此居住十六年后，也就是王维去世前几年，他居然将“辋川别业”献出，改作佛寺，每日只“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一切归于虚无，他的生命也进阶到一个新的高度。

　　都说“文如其人”， 韩愈性子急，火气大，诗文同样气势磅礴、雄伟峻奇，常常下笔千言，滔滔不绝如千军万马。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曾高度评价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潮州韩文公庙碑》）韩愈有高度的自信，他的视野超越了时代，他的“人生起伏动荡，诗文也就更加浑茫，有极耐穿凿的硬度与厚度。”

　　韩愈的代表作有《送李愿归盘谷序》《师说》《原道》《谏迎佛骨表》《苦寒》《送穷文》《鳄鱼文》等。其中，《谏迎佛骨表》致使他被贬为潮州刺史，险遭杀身之祸；《送李愿归盘谷序》令苏东坡赞不绝口，被尊崇为唐代唯一的好文章。

　　白居易是唐代最高产的诗人，有诗作两千八百多首。他是一个多元混合、矛盾繁复的诗人，既写出了许多揭露时弊、体恤民生的诗句，如“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新乐府·卖炭翁》），又写出了许多哀怨幽婉、情意绵绵的文字：“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长恨歌》）

　　但令人惊异的是，白居易很不看重自己的代表作《长恨歌》，甚至不愿将它收入自己的诗集。令人不禁联想到因《变形记》而享誉全球的一代文学宗师弗兰兹·卡夫卡，他生前一直认为写作是一种诅咒，甚至想在病逝前销毁自己的所有作品。或许正因他们人性中的矛盾冲突，才能写成流传千古的佳作。

　　杜牧家世显赫，虽然祖父官至宰相，但他生不逢时，仕途不畅，一生都被定格为“青年才俊”。其诗风率真明快、精美剔透，一如那首《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李商隐的诗风清丽幽绝，《锦瑟》最负盛名：“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此诗虽华丽缠绵、意象朦胧，却又晦涩难解、伤感隐秘，恰如他的性格，既有悱恻多情的一面，也有壮怀激烈的一面。

　　《唐代五诗人》是一部精彩的古典诗论。张炜从哲学、诗学、美学和文学等不同角度，对五位诗人的诗句和诗风给出了见解独到的点评，并一一指出其盲点。他盛赞韩愈的壮阔文辞和充沛真情，认为“语言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辞章连缀功夫，而且还深刻连接着生命的激情和力度”。他批评白居易的很多诗可有可无，认为他的所谓“癖”与“魔”，其实是一种写作惯性，是一种不能遏止的劳动欲望，这对于诗人的多产是有利也是必需的，而对于生鲜动人的创造，则往往是一种伤害。

　　《唐代五诗人》适合慢读细品。张炜的文字质朴实在，不囿于浮光掠影地点到即止，而是力求讲得通透明白。他将五位诗人的人生轨迹和诗文名篇逐一对应，从情与理、人性和诗性上品味诗人，为我们烹就一壶回味悠长的清茶，令人击节叹赏。

　　早在九百多年前，苏东坡就说过：“其文如其为人。”诗文的品质映照人性的质地，要学作文，先学做人。因为，生命的诗性、纯粹性，并不是后天习得的，而由一个人先天生命的性质所决定。人性决定诗性，诗性成就诗人，当个人心灵回归之际，也正是诗性洋溢和观照人性之时。

　　作者简介：乔欢，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资深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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