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溱

　　教师节虽然已过去了，但仍旧想着两位老师。

　　一位是小学时教我们常识的，姓杨，男性，戴一副近视眼镜。个子不高，精瘦，是那种不太有肉的瘦。皮肤很白，有点坊间所说的细皮嫩肉的感觉。这皮肤应该属于南方人，后来得知，他真是南方人。杨老师的话很少，除了在课堂上滔滔不绝，私下很少听他开口。见人很客气，包括对学生，总是点头示意。一路走下来点无数头，想来也会挺累，但他始终如一。印象最深的是冬天里他总抄着手，那模样倒像是农村选调上来的民办教师。然而他绝对是见过世面，而且知识面很宽。因为从他讲课中就可以得到证明。当时同学们很愿意上常识课，一看是常识课同学们就兴高采烈。杨老师深入浅出，引经据典，旁证博引，常常博得一片叫好，同学们也深深叹服杨老师的博才多学。

　　杨老师以前教语文，而且当班主任，为什么改教副课常识了？后来阴差阳错竟然与杨老师成了同事，这才多多少少对杨老师的历史有所了解。原来杨老师曾是“国军”的文书，后来起义成了解放军，再后来复员当了老师。那年月政治面貌极为重要，有“瑕疵”自然不能担当重任。班主任，教语文都是重要岗位，杨老师教常识课说来也就正常了。

　　1978年我正准备参加高考，校领导却突然“压担子”，让我担任班主任，这让我十分意外和苦恼。当班主任事无巨细，哪还有时间复习功课？好在领导“开恩”，班主任的差事免了，但教课任务加大了。这也让我为难，当时时间很紧迫，我的知识底子又差，不抓紧复习很难榜上有名。这时杨老师找到我，把一把钥匙塞进我的手里悄声说：这是图书室的钥匙，下了课你就去那里复习。图书室是学校比较隐蔽的地方，安静，很少有人去。杨老师是图书保管员，因为里面有书籍，平时就他一个人在里面办公。有这样一个“私密”的地方对我而言真是难得的复习好场所。从此一下了课我就悄悄躲到里面看书复习，而杨老师却到别的办公室备课、批作业。同事好奇问他，他就找理由搪塞。就这样一个学期下来谁也没发现这个秘密，而来年的夏天我终于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

　　这件事后来被冲淡甚至遗忘了。只记得大学一年级放假时重返学校见到杨老师说过一句感谢话，但杨老师连连摆手阻止了我，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之后我再也没提过此事，也再没见到过杨老师。直到前些天看到一位作家在回忆中提到自己的班主任杨老师，又勾起了我的回忆。遗憾的是杨老师已作古，享年93岁高寿，应了那句话好人有好报。

　　李老师是我的初中班主任。她师范毕业，据说家庭出身好，学生时代就表现进步，早早成了一名共产党员。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单纯的党员教师可以说凤毛麟角。所以，李老师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班主任，但在学校还是比较有话语权。记得当时的教导主任、级部领导对她都敬着三分，她出面说个事基本都给面子，这无形中让师生们对她刮目相看，更加敬重。

　　1971年共青团组织恢复发展团员，许多同学都写申请书要求加入团组织。我也蠢蠢欲动，但又担心家庭成分有些高，不自量力。李老师很快发现我没写申请，下课把我叫到办公室，直言不讳地说，成分无法选择，重在表现。这句话让我鼓起了勇气。

　　首批发展名单下达了，我们班只有一个“幸运儿”。名额限制据说是为了保证“根正苗红”。李老师叹着气摇头说，这该伤了多少孩子的心啊！之后李老师专门在班上说，有些同学不是条件不够，是其他原因，自己左右不了。但别灰心，总有一天组织会接纳的。这之后李老师一直关注这件事，只要听到有发展团员的信息就去校团委询问，并把信息反馈给同学们，这让许多人深受感动。迄今说起来还赞叹不已。

　　确实，当时政治上的进步对一个人的成长极为重要，而能够出手相助，不仅要靠热情和能力，更重要的在于责任和良心。这些，李老师全具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