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春梅

　　前几天在电台做节目，主持人问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读书的？这一问，把我的回忆一下子拉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很多孩子的读书启蒙是从翻阅“连环画”开始的，我也不例外。“连环画”又叫“小人书”，顾名思义就是适合小孩子看的书。我还没上学的时候就看了不少“小人书”，等到上了二年级，认识了不少字后，读书的欲望也跟着识字量噌噌地涨上去了。

　　可惜书是有限的，母亲下了班偶尔会带回一两本《西游记》“连环画”，但这种可遇不可求的好事不能天天有，更多的时候我俩放了学，就游荡在街道上，四处寻觅可以租借“小人书”的地摊。“小人书”一两分钱或者一两二两粮票就可以租一本，可是物质困难时代的小孩子没有零花钱，这一点点钱也很难弄到。

　　好在机遇再次降临。孝顺的父亲有一天突发奇想，给略识几个字的奶奶买了两本《聊斋志异》。他特意嘱咐我，这书不适合小孩子！然而书天天摆在桌子上，对一个爱读书正在四处找书看的小孩子来说，怎么能忍住不看呢？于是我在小学二年级就读完了文言文版的狐仙书生的故事，蒲松龄先生并没有对我有任何不好的影响，反而充实了我的暑假生活，让我在成年后拜访蒲松龄故居的时候如故地重游。

　　9岁的一个周末，有一天突然父母请来了一个木匠，在我们家不大的客厅里辗转腾挪了一整天，捣鼓出来一个上下两层的书柜。那个书柜里母亲摆满了厚厚薄薄的文学作品。有传统的四大名著，也有《好逑传》《尼罗河上的惨案》《三百六十五个故事》之类的书。自从有了这个书柜，我和弟弟放学后就结束了四处游荡的生活，回家就看书。弟弟从小出口成章，从小学起作文比赛就奖项不断。我们俩坐公交车，闲着无聊，最爱玩的就是成语接龙，或者比比谁知道的四大名著里的人物多。

　　有一天母亲买回来两本玛格丽特·米切儿的《飘》（上下），讲的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主人公的爱恨情仇。我俩分开看，他先看上，我读下，然后交换。《飘》整整读了11个小时才全部读完。宏大的叙事背景，女主角郝思嘉顽强的生命力深深地吸引着我。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把绿色的窗帘摘下来，给自己做了一身漂亮衣服出去借钱。若干年后，我带着学生在运动会开幕式上表演“蒙古族”风情。那一届学生优秀又贫困，班级没有经费出去租漂亮的衣服打扮扮演“成吉思汗”的学生，我就模仿小说的情节把班级的遮光帘摘下来，两个心灵手巧的女孩儿穿针引线把它做成了一件斗篷，“成吉思汗”和勇士们凭借自身出色的表现居然也拿到了学校颁发的最佳表演奖，师生都特别有成就感。

　　有意思的是，父母努力从不多的生活经费里挤出钱来买书，但是他们俩自己却不怎么读。我12岁读完《红楼梦》，没有人交流，就去找正在看琼瑶的女伴，她给我讲《碧云天》，我给她讲林黛玉。13岁，母亲买回来小仲马的《茶花女》；14岁，买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母亲说这些都是名著，我读后很激动地想跟她探讨其中的情节，但是发现她并不看这些。可是虽然她不怎么阅读，但是鉴赏力很厉害，有一次我在家里翻出一本没有封面的杂志，里面有一个故事很长，写的是落魄的知识分子与乡下女孩的爱情故事，后来才知道那是当时的先锋小说张贤亮的成名作《绿化树》。

　　一肚子的文学作品，在十几岁的时候就量变引起质变，让我顿悟了：对有的人来说，文学可以使之精神丰富，灵魂得到皈依。所以感谢父母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打了那个书柜，用书喂饱了两个嗷嗷待哺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