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2024年，关于女性问题的讨论与争议从未终止：娱乐圈两档超人气脱口秀节目里，女性在现实中经历的尴尬与不公制造了基于性别差异的“炸裂的梗”，并一度上升为社会议题；影视剧里女性争取身份认同的生存抗争同样愈演愈烈，从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到电影《好东西》，“大女主”爽剧每每高举“女性制胜”的大旗，从情感婚恋到职场竞技的自强宣言，标志着“女性公共叙事元年”的开启。2024年，我们或可称之为“大女主”纪年。

　　在这一年，女性书写者也纷纷以“大女主”的姿态登场，相较于影视剧里完胜的“女性主义童话”，文学家的笔则更为理性且深刻。韩国女作家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的代表作《素食者》，讲述一位与家庭及传统世俗抗争的普通女性，寻求自我的方式是异化成为一株植物。2024国际安徒生文学奖授予了因《使女的故事》而闻名的85岁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她用童话和奇幻的传统方式展开触及女性甚至政治命题的悬测叙事，与韩江一样直指当下的现实，震聋发聩。这一年更多不同样貌的女性书写者进入我们的视野，包括华裔女性作家群体，文学将她们的个体经验与情感细腻呈现，以独立的创造者姿态与世界建立连接与对话，展现女性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2024年，在书籍中，我们看到更多女性突破困境的独立人格与不断拓展的思想边界，她们对于自己及周遭事物具体而微的体察，对历史的重温，对当下的反思以及对未来的想象，对于每个个体生命意义的笃定与观照，都带着女性独有的特质与温度，在虚构与非虚构中，无论置身何种时空与情境，她们似乎都拥有以柔克刚、抵御一切的能量。

　　“我们无法在男权的天空之下另辟苍穹，这是他们的天空，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不可以发声，不意味我们不可以拥有自己的空间、创造自己的世界。”“科幻女王”厄休拉·勒古恩在今年面世的中文版晚年随笔《无暇他顾》里传达她的自信与勇气。此时，电影《好东西》里那句台词又在回荡：“我正直勇敢有阅读量，我有什么可怜的？”这句年度“金句”无论对于耄耋之年依然笃定的厄休拉·勒古恩，还是任何一位貌似柔弱却潜藏抵御一切能量的女性，都是最佳写照。

　　一间自己的房间，从拥有到敞开

　　“唯有一个人待在那个大房间里时，她才是她自己……安娜在桌前坐下，俯视着四本笔记，就如一位将军从山巅俯视着下方山谷里整装待发的大军。”多丽丝·莱辛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金色笔记》在2024年再版回归，女主人公、非凡的“自由女性”安娜，将自己濒临崩溃的前半生写成四色笔记：黑色追忆往事，红色关于政治，黄色审视爱情，蓝色记录现实。面对前半生的失意和困惑，安娜道出了诸多女性的心声：“我们拒绝了按规矩生活，生活不按规矩回应我们也很正常。”

　　而《金色笔记》不仅是一部女性个人成长史，正如诺贝尔文学奖给予她的颁奖词：“她是女性经验史诗的抒写者，以怀疑、激情和远见审视了一个分裂的文明。”多丽丝·莱辛以及她笔下的女性安娜并没有困守于自己的大房间，而是以一个知识分子女性纤毫毕现的视角，体察着个体与时代的关联。

　　100年前宣称女性必须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或许不会想到，一位名叫安娜·伍尔夫的小说人物会在半个世纪后将那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敞开，纤毫毕现地向读者展示她所观察的复杂的时代生活图景。时至今日，那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已面向着更广阔的世界敞开，像是女性传记作家林德尔·戈登在《弗吉尼亚·伍尔夫传》中提出的那样：“女性的关注点已从权利和就业机会转向了另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即一个由‘局外人’组成的群体可能对全球政治做出何种贡献？”

　　在2024年，那些行至晚景的杰出文学女性已经通过文字，再三将她们房间里的奇异珍宝传递给我们。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随笔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里以她一贯的犀利、幽默、永远开放的心态和不可思议的预见性，提出了切中我们这个时代的诸多疑问，大到经济危机，互联网时代的所谓真相，小到《变形记》的主人公变成了哪种虫子，男人为什么不把脱掉的袜子从地板上捡起来……她用自己永不停歇的好奇心刺破这个同质化时代设下的重重阻碍，引领读者对这个不确定的世界做出自己的思考。

　　作为拉美“文学爆炸”阵营中唯一的女性，智利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在她的暮年回忆录《我灵魂中的女性》里发表了自己的“女性主义宣言”，“我的身体在老去，灵魂却变得年轻。我的缺点和优点可能也更为明显。我不再畏惧自己的脆弱，因为我不会再将脆弱与软弱混为一谈；我可以张开双臂、打开房门、敞开心扉来生活。”

　　一生获得8次雨果奖、6次星云奖的厄休拉·勒古恩，则在她的晚年随笔《无暇他顾》里诠释何为“正直勇敢有阅读量”的人生：她抨击媒体所谓“最伟大的美国小说”的定义，强调“艺术不是赛马，文学不是奥运”；批评社会对女性主义的态度：“在大多数女性主义者还没找到火柴时，两性中惊慌失措的厌女者就在哀号房子要被烧毁了。”她也对詹姆斯·乔伊斯源源不绝的过高评价恨得牙痒痒，想踢海明威，“他明明才华横溢，不伪装也能大获成功，却还是喜欢装腔作势”，同时她也在“阅读无休止赞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文章”。她文字中的大胆无畏恰是出于长久阅读与思考后萃取的女性视角。

　　最后还要提到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国女作家韩江，她说，“写作就像是点燃火柴，在一旁凝视火苗燃烧，直至熄灭。也许这就是小说所能做的一切。就在这凝视的瞬间，向人类和人生提问。”而在这一刻，女性已走出自己的房间，与世界建立起某种独特的连接。

　　细腻的情感表达，从深情到孤独

　　这一年，我们无法忽略那些独属于女性作家的细腻的情感表达。

　　澳大利亚华裔女作家欧健梅，在《冷到下雪》中将母女之间的情感外化为一种可感知体验的天气，母女相处的方式表面看上去并不亲近，如同她们共度的异国旅程，自始至终没有戏剧化的剧情，然而平淡到没有任何冲突的城市漫走，却是母女二人内心世界百转千回的映照……作家细腻的笔触通过那些细致入微的细节，令克制与内敛的情绪在不经意间流露蛛丝马迹：小说结尾处，那一幕无心的渲染尤其令人动容：旅程即将结束之时，“我”看见坐在异国他乡长凳上的母亲拘谨，孤独又衰老，她见我走近，挥手向我示意。“能帮我把鞋穿上吗？”她问。我意识到，她的腰弯不下去，够不着鞋子。我蹲下，一个提拉，帮她把鞋子穿上。小说至此戛然而止……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母亲与女儿之间的爱与温情，正如没有人能真正明了当下流行的“断亲”一词的真切内涵。无论在文学还是现实中，亲情，尤其是亲情之中的母女关系，似乎都是一个令人百感交集的命题。在这本薄薄的小说里，欧健梅给予了我们最感性的情感教育。

　　12月初时，年轻的韩裔法国女作家埃莉萨·秀雅·迪萨潘带着她的处女作《束草的冬天》来到中国，同样讲述了一个炽热归于静寂，深情显现于沉默的感性的情感故事。发生在一座旅游小镇一个年轻的法韩混血女孩与法国漫画家的邂逅，和《冷到下雪》一样，几乎没有戏剧化情节，然而内心的情感波澜才是作家描绘的中心。这是一个年轻女性探索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把握与母亲、与陌生男子之间微妙而漂移不定距离的过程。其间也有如欧健梅笔下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妙的东亚母女关系的体察。而相较于情节本身，小说营造出的荒凉与孤寂氛围，冬季的清冷之美，大约也只有感知力敏锐的女性写作者才能描摹。

　　另一位马来西亚华裔女作家贺淑芳分享给读者的情感体验，则外化于一个个似梦非梦的情境，在《时间边境》这本囊括了11部短篇的小说集中，所有的主角都是孤独而无奈的：无男相无女相的幽灵，搭乘烟霾中的列车往返；原以为终结了的旅程，忽又重新开始；逃离某地想追寻一个新的自我，却发现是永无终止的循环……很难概括她小说中具体的故事，她只是用细腻且富于画面感的笔触，直击每个人内心那共有的，细微的，从未被照亮的痛点与感受。

　　贺淑芳特别强调那种如临现场的体验，“你感受到的不安，那也是你体验的一部分。我最喜欢的东西就是觉察这一切。”在她看来，成为人类这件事情本身就意味着遭遇考验和经验。如果你个性脆弱、妒忌、不平衡、愤怒，文学或许可以包容一切，在故事中化解孤独的困境。

　　类似的情感表达也发生在年末出版的另一位马华作家黎紫书的微型小说集《余生》里，黎紫书将微型小说定义为“小说形式的诗”，她说：“我试着把诗的灵魂注入这些小说，如同让颤抖着翅膀的蝴蝶驻足于锋利的刀刃，给小说以不可承受的轻。”《余生》中，黎紫书以短小精悍的篇幅，展现人性的多面性——孤独的、惆怅的、温情的，异化的、边缘的、庸碌的……每一个角色，都像是我们身边的某个人，他们的故事，仿佛也在诉说着我们内心的隐秘与渴望。如同评论家们所言，这些小说就如同纷杂人潮中的一瞬，沉默的人，沉默地过完隐秘汹涌的一生……

　　此时突然想起作家韩江谈有关自己小说创作的一席话，“我写小说并不是讨论爱情，而是讨论‘人是什么’的主题。人的感情是很复合的东西。我就是想要把复合的感情细腻地表现出来。小说里的人物孤独、令人怜悯、有着复杂的情感，他们与读者分享自己不同的经历。”对于那些藏在生活褶皱中的深情与孤独的真切感知，大约是这些女性作家想要与读者共情的表达。

　　生活的深度自省，从虚构到非虚构

　　《纽约时报》曾经评价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早期小说《浮现》：“阿特伍德否定了爱默生的格言，即生活的真正艺术是在世界的表面滑行自如，她向我们展示了，倘若人想要在今天过一种自省的生活，就必须去探索其深度。”在2024年度的女性写作中，我们看到更多不安于表面滑行的探索者和自省者的身影。

　　王占黑的《正常接触》，这位在创作口碑上甚至超越了韩国女作家韩江的90后女作家，在2024年推出了她的疫情文学新作《正常接触》。如果所有人都戴上氧气面罩，随机漂浮在一片无穷无尽的宇宙赫兹里，我们将以什么样的形态交流？在无法被定义的时间里，人和人的距离可以有多远？又可以有多近？作者通过书写普通人在社会公共事件中的境遇，来告知人们抵抗不能遗忘的记忆的方式。一位90后女性，大约并没有巴尔扎克那般为记录时代而写作的宏大野心，她只是一个善于代入他人，对生活勤于体悟的观察者，以灵动而深沉的笔触举重若轻地记录与反思，呈现文学深刻而又永恒的命题，即：人的困境。

　　跨界小说家和人类学家的童末，则在她的新小说《大地中心的人》里，采取了一种特别的写作方式来体察人的困境。她在小说中虚构了一座凉山，那里的人们住在高山牧场和广袤森林中，鹰巢一样的房屋里，他们把自己叫作“大地中心的人”。她在这里开辟出一块困境中的人类实验场，一片介于神话与历史之间的新天地。其中每个角色的灵魂都体现出人类的复杂、犹豫和矛盾，他们共同创造和书写了这里的历史。她的创作风格被公认具有多丽丝·莱辛的风范，注重语言的整体性和思想深度。而童末更关注自己笔下的人，她说，正是在这些介于神话和历史之间虚构的人物身上，绝望和希望并存。

　　回到现实生活的叙事，辽京推出了长篇《白露春分》，去年短篇小说集《有人跳舞》面世时，她曾引用了自己最喜欢的作家门罗的话：小说不是一条道路，更像一所房子。她说她很喜欢这个比喻，建一所房子，天冷的时候，路过的人可以自由地走进去取暖，休息然后离开，那里炉火总在燃烧。而这次，她所建的房子是一个三代人组成的大家庭故事，经历了家庭关系与亲密关系中的一系列变故，主人公彼此获得理解与成长，迎来新生。而辽京将这一切的发生地放在了她所熟悉的童年经验里，京郊厂区大院的生活中，文学与生活在这里交织，让小说中的每一个场景和角色都像是在充满烟火气地鲜活地呼吸，一切都是建立在对生活的深刻观察与理解之上的。

　　与《白露春分》相比，《膏矿叙事》里的故事，更加漫长，也因此带着更加深刻的时代烙印。作者周芳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讲起，贺小果，邱红兵，刘青松等一系列人物生活在一座国企石膏矿区，他们经历了时代的风浪呼啸，人性的幽微之光却始终闪亮……

　　写作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命运，这不是一个新主题，而对于擅长非虚构写作的周芳而言，却是第一次，作为女性书写者，她写下他们倔强的挣扎和哀婉的日常，那段逝去的青春和一群有情有义的年轻人，折射出一个逝去时代的精神内涵，也是一位经历了太多悲凉体验的作家刻骨铭心的生命感叹，其中的感伤足以让读者共鸣。她告诉我们：人成长为人，旧人成长为新人，是世界永恒的核。

　　与小说家虚构的现实相比，非虚构带来的现实冲击则更加回味深长。《我的文俊老爸》在2024年进入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小山系列丛书，它以自然坦诚的情感，至纯至性的笔触，从家人的角度记录下作为父亲的翻译家李文俊的晚年生活。马小起，书法家、大翻译家李文俊先生的儿媳妇，在2023年李文俊先生去世后写下这篇纪念长文，成就了《收获》文学榜长篇非虚构榜一个现象级作品。而其成功之处在于，以一种普通人的视角，唠家常的语句，写出痛彻心扉的感伤，其中的细节，痛到骨髓的诀别，至纯至真的亲情，皆不可复制。而在写下与一代翻译家相处的生活点滴之外，这位此前从未发表过作品的素人写作者更记录下自我的成长。两代人的相识相知、两个时代的碰撞，充满精神的能量。

　　在2024年，类似的个体的沉浸式写作并不鲜见，余秀华在2024年推出了她的新诗集《后山开花》，写离经叛道的爱情、渐行渐远的故乡、纯粹坦诚的欲望、破碎而仍怀抱希望的生活，让我们看到时过境迁的她依旧饱含爱情的炽烈，世俗的热望和生命力的强壮。

　　最后以茅奖得主乔叶在最新出版的散文集《要爱具体的人》作为2024女性书写的年终总结。在这部散文集中，记述的全是生活中的小事：小区楼下的桂花，自己家附近的菜市场，去开会，去坐车，去旅游，和久别的朋友重逢，在故旧家中吃饺子……她笔下那些认真生活着的人们如此可爱：匆匆赶路时偶遇的老太太，偶然赶时间时搭乘的摩托车的司机，在火车站等车遇到的送花的男人，街边晒太阳的人，在景区卖香樟木的少年……她告诉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爱，一定是对具体的人。在琐碎日常的生活中捕捉富有诗意的细节，在娓娓道来中展现每个人面对生活时最坦诚、最细微的情绪与情感，可以将之视作女性书写者共同的年度趣味吧，正如本书的名字——“要爱具体的人”，用具体对抗虚无，去看到更多鲜活的、热烈的人，包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