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日报社/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2024布克奖上周揭晓，萨曼莎·哈维以宇航员视角观察地球所讲述的太空故事《轨道》胜出，她把小说看作是对地球和人类抱负的静心冥想。也许只有在尽可能远离我们所处星球的时空，尘世当下的忧惧与欢欣才愈发鲜明，对于现实的认知才足够清晰、深长，文学虚构的张力才能得以最大程度地彰显。

　　当八十年前赫尔曼·布洛赫完成经典名篇《维吉尔之死》时，他也选择了远离当下的时空——两千年前古罗马时代诗人维吉尔生命终极时刻的时空。与只有136页的《轨道》的轻盈宇宙相比，维吉尔的时空是广袤无垠的，它超出500页纸面，以诗化的文本突破主人公内心与现实的界限，也超越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空拘囿——

　　站在百年前人生困顿节点的布洛赫要回溯两千年前的时空去寻找人生终极命题的答案，那时诗人维吉尔正随奥古斯都的舰队跨越亚得里亚海返回意大利，他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从黑夜到白昼，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思考生存世界的险恶和痛苦，艺术与文学之于苦难现实的价值，人们面对命运与死亡的回归与救赎。这部无意于情节、并非传统意义的虚构历史小说承载着诗情与哲思，此刻，生命的终点仿佛也成为新的起点，诗人最终带领读者回归原点，进入死生无界的以太之境……借由这位古罗马先知、诗人维吉尔的濒死之口，布洛赫向今天的我们彰显经典文学之于人生的绝对意义。

　　汉娜·阿伦特说，《维吉尔之死》弥补了普鲁斯特和卡夫卡之间、无可挽回地失去的过去和尚未到来的未来之间缺失的一环。换言之，这部作品本身就是一座桥，维吉尔以之跨越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空寂深渊。

　　自初版面世至今，时隔80年，20世纪奥地利最成功的文学风格改革者之一赫尔曼·布洛赫的这部重要代表作，近日终于由译林出版社推出了首个从德语直译的简体中文译本。作为一部媲美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的大部头，要读懂它显然是困难的，但对于同样面临人生的困顿与抉择的人们而言，一场相似的反思生命与死亡的心灵之旅终将会到来，百年前的布洛赫与千年前的维吉尔，以及当下的我们，在三个时空中完成精神的共振，在反思与追问中逃离虚无，重拾希望。这大约也是赫尔曼·布洛赫期冀实现的文学共情。

　　伟大的不知名小说家布洛赫

　　对西方文学感兴趣的读者，一定不会对赫尔曼·布洛赫的名字感到陌生，他尤其频繁地出现在另一位文学大家米兰·昆德拉的文学评论集《小说的艺术》中，因其小说形式远无穷尽的可能性而倍受后者推崇。作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德语作家之一，赫尔曼·布洛赫具有极大的创造性，为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开辟了新的道路，他也被列为中欧文学四杰，与卡夫卡、穆齐尔、贡布罗维奇比肩。

　　在《小说的艺术》里，米兰·昆德拉如是陈述布洛赫的处境：“在我们这个世纪所有伟大的小说家中，布洛赫可能是最不知名的一位，这一点并不难理解，他刚刚写完《梦游人》，希特勒就上台了，德国的文化生活被摧毁；五年后他离开奥地利去了美国，一直在那里待到去世。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作品失去了它自然的读者，失去了跟一种正常文学生活的接触，不可能在作品周围聚集起一群读者、同道和知音，创立起一个流派，影响到别的作家。”

　　事实也正是如此，这位作家的命运似乎自带某种宿命色彩：作为奥地利作家，1932年他的《梦游人》在当时的整个德语世界都引发了强烈反响，但此时希特勒上台，作为犹太人，他的命运可想而知；1945年《维吉尔之死》以英德双语同时出版面世时，许多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已经在《纽约时报》等重要媒介撰文评介，结果再出状况——报纸工人罢工，致使助推之力烟消云散；1950年，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强有力的候选人之一，他遭遇了更强劲的“对手”伯兰特·罗素，未能折桂。那时关注其作品的多是青年一代评论家，等到这些青年真正崛起时，整个时代的品位又发生了改变；1951年，当他受邀重回欧洲，影响力扩大之际，临行却突发心脏病与世长辞……

　　布洛赫作为作家的个人命运似乎总是与时代相左，正所谓生不逢时，而他的作品却与当时的德语文学创作者们呼应，共同回应和思考所处的时代。在日前译林出版社举行的一次新书发布和分享活动中，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双志提及了《维吉尔之死》的创作背景：它与之前的《梦游人》具有一个连续关系，但重大的差别在于，前者的写作是在其流亡生涯开始之前，对其本人而言相对安宁，《维吉尔之死》则写于20世纪最黑暗的时间，因为战争，大批德语作家颠沛流离，朝不保夕。而恰恰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段最黑暗的时期，德语文学涌现出众多大部头作品。在李双志看来，正是“恶”的时代，刺激作家进行关于生存、命运和人类未来的终极思考，所以在德语文学界涌现出今天称之为“流亡文学”的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布洛赫的《维吉尔之死》以及黑塞的《玻璃球游戏》，而这些经典之作不谋而合，都选择了远离当代的小说背景，或回溯遥远的古代，或置于虚无缥缈的未来。《维吉尔之死》，从某种程度上说，即是“从古典时代去重新寻找救赎的可能性，重新定义人性以及人所包含的神性和兽性”。

　　叩问“诗人何为”的遥远的相似性

　　两千年前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人生最后旅程，为什么对于布洛赫而言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不惜浓墨重彩，纵横铺排，最终成就一部跨越时代之书？译者与评论者不约而同地提及困扰布洛赫整个写作生涯的难题，也是贯穿《维吉尔之死》的一个主题，即：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文学何为？诗人何为？

　　伴随法西斯上台，布洛赫已深深体味出传统的文化和价值走向终结的悲凉，在他看来，进行精神创造的人们和他们的劳动被彻底排除在整个世界的社会与物质生活之外，而此时的他想到了公元前一世纪身处同一困顿中的诗人维吉尔。译者梁锡江在“译后记”中特别讲到这种遥远的相似性：历史与个人的命运都为内战、独裁以及古老宗教形式的衰落所左右。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关于维吉尔临终之时要求焚毁自己的手稿《埃涅阿斯纪》的传说打动了布洛赫。《埃涅阿斯纪》象征着战时欧洲所有文化工作者的内心所求，它意味着：审美生活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与提炼，一部作品对于时代贫困的真实反映和记录，以及由此可能建立起的新的秩序。一部经世之作体现出文学艺术之于时代的绝对价值，而维吉尔在生命终结时却要焚毁它，否定这一切。对此，布洛赫曾说，“一个维吉尔式的心灵绝对不会是在微不足道的原因的驱使下产生如此绝望的想法，一定是那个时代全部的历史的与形而上的因素起到了作用”，他与维吉尔心有戚戚。

　　面对一个价值体系崩溃的时代和一个敌视精神创造的社会，作家对文学的价值和存在理由不能不一再地产生怀疑，他借两千年前的诗人之口，发出了“诗人何为”“文学何为”的相同追问，当维吉尔的人生即将终结，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作品毫无意义，而此时一个即将崛起的帝国的年轻君主奥古斯都却在逼迫他将《埃涅阿斯纪》作为帝国盛世的一种象征，留传后世。诗人维吉尔此时的纠结与抉择，映照出布洛赫的困惑与质疑。

　　作家赵松则将诗人维吉尔与布洛赫的相似性扩展到人生价值的层面，在他看来，恰是维吉尔生命终结前短暂时间中引爆的关于过去与未来的终极想象和述说，让读者更为深刻地理解与思考生命的价值：从世俗的角度讲，诗人维吉尔是成功的，他可以自由进出皇宫，与奥古斯都皇帝一起喝酒聊天，被粉丝们簇拥，拥有一切世俗的声誉和财富，在他人眼中，他在生命终结时的所思所为——要烧掉作品，否定自我价值，认为一切都没有意义，似乎都是一种矫情，而诗人自己却始终保持所谓的人间清醒，认为所做的一切只是服务于一种权力体制，所谓的辉煌，实则皆为虚妄，自己已背弃了最初作为诗人的初衷。

　　布洛赫将他的思考与诗人维吉尔有关文学艺术与生命个体价值的时代叩问两相契合，锻造出跨越两个遥远时空的新文本，恰是在这部诗意盎然的文学艺术文本里，他否定了文学的现世价值，与维吉尔同频共振。时至今日，这叩问也在警醒着身处互联网时代的我们。

　　悬置于文学与哲学间的独特文体

　　“读这本书很容易产生一种沉浸感，就像大海一样，不断地被维吉尔的文本带着往下沉，直到你感觉要窒息了为止，再浮上来喘一口气，他的文本自带此种物理效果，有时候一段文字就长达七八页，不分段，一直弥漫下去，令人窒息，这就是他要达到的效果，一种文本的追求。”在李双志看来，《维吉尔之死》不仅是一部虚构的历史小说，还是一种诗评，一种哲思，它悬置于不同的文体之间，“他就是不想写一个传统的小说，或者一般意义上的小说，他就是要写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文体。”

　　以四大自然元素的流变作为章节标题，给身为诗人的年轻译者钟皓楠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在豆瓣读书中记述了书中结构的鲜明特点：水、火、土、风（以太）四大元素既是维吉尔临终前经历的现实描摹，也是诗人心理状态发生的改变——

　　《水——抵达》：壮阔的海景带来了海风拂面的清新舒爽，维吉尔在走进宫廷的时候回想起自己的童年生活，对自然界进行着鲜活感知，明白自己“童年时代就开始在梦中倾听的目标”。但他在进宫的路上听到了嘲讽，而他认为这是“公正的嘲讽”，因为他与民众的苦难已经距离很远了。

　　《火——下行》：“火”是维吉尔内心的火焰，也外化了他身体上所承受的煎熬。维吉尔对毕生的创造进行反思，认识到美不是善，美意味着虚无，意味着道德上的空洞和社会意义上的空虚。在面临着生活困苦的民众面前，维吉尔感到愧疚，认为自己的一生只顾追求审美，却荒废了现实。

　　《土——期待》：维吉尔和朋友们还有与奥古斯都皇帝的对话。诗人意识到《埃涅阿斯纪》不仅仅是自己的审美作品，也是朋友们的情感寄托。他也看到了自己作品的内在意义，意识到自己始终都在关注民众也包括奴隶的生活。他决定保留自己的作品，作为自己生活过的证据。与此同时，投入到实际生活永远也不晚，维吉尔决定捐出遗产，赐予自己所有的奴隶以自由。

　　《以太——归乡》：轻盈而流动，诗人得到最后的安宁。

　　李双志特别建议读者去读第四章《以太——归乡》，其中描述的细节，神秘的素材，让他联想到庄子的《逍遥游》，由鲲到鹏的变化轻盈发生，诗人维吉尔生命的最后时刻超越尘世，乘一叶小舟进入浩渺太空，他变成了鱼，变成了植物、野兽，直至与万物合一，类似于道家的结局，却像是为两千年前、百年前，以及当下的时代共同开出一个治愈一切的药方，在世界共通的“归乡”主题中回归人生的原点，将终结嵌入开端。诗人最终摒除执念，没有焚毁《埃涅阿斯纪》的手稿，这是与自己的和解，也是对于文学以及自身生命绝对价值的认同。

　　来之不易、精益求精的译本

　　自1945年初版以来，《维吉尔之死》就一直为中文读者所期待，被列为“期待译成中文的十部小说”之一，八十年后的今天，小说终于迎来首个简体中文译本，而该书的翻译则可追溯至二十年前，伴随着译者梁锡江的布洛赫研究专著《神秘与虚无：布洛赫小说〈维吉尔之死〉的价值现象学阐释》的撰写。后来，他与青年译者钟皓楠合作，攻坚克难，反复打磨文字，才让这部作品终于来到中文读者手中，这部“迟到”八十年的译作，也填补了外国文学翻译的空白。

　　梁锡江坦承，该书内容深奥，融入了作者大量的哲学思考，同时在文体上富于变化，有很长篇幅的意识流描写，这些都给汉语的译文带来挑战，可谓困难重重。而最让他感到遗憾的，则是音乐性的呈现无法做到尽善尽美。

　　在他看来，文中所表现的归乡主题、命运主题、时间主题，关于美的主题，不断循环往复，富有音乐性，四个篇章的整体结构也契合交响乐的四个乐章，其中第二章则给人一种瓦格纳歌剧般的激昂感，面对德奥音乐深厚的传统，他与钟皓楠只能试着将这些风格尽可能地加以还原。另外，书中许多句法与风格，也刻意模仿维吉尔所处的古罗马时代的文风，尤其分词结构的使用，采用了典型的拉丁文句式，对于这些，这也成为翻译的难点。

　　钟皓楠特别强调了她对布洛赫语言的偏爱：“高密度的语言所能制造的美感果然不是一般的精美。”在翻译第二章节时，她尤其感觉到作者在刻意营造一种氛围，不仅仅是让读者感受到维吉尔精神层面经受的折磨，甚至想把这种肉体层面的发着烧的、垂死的、混沌的感觉，通过不断地重复描写全部传达给读者，使之也产生身体上的不适感。她还特别提及一个巧合，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勒兹曾在《褶子》一书中说：“自然界中，风火水土，尽是褶皱，褶皱以其密闭性和反风景的特性服务于巴洛克艺术风格。”在她看来，自然界的褶皱也以同样的方式服务于布洛赫华丽的语言系统，而《维吉尔之死》似乎正是为这一观念提供的文学性的注脚。

　　两位译者对于这部抽象复杂的实验性小说文本的最大程度的还原，最终将在读者对于诗人命运的沉浸式阅读体验中得以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