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诗人西川在《唐诗的读法》中说：“中国古典诗歌不仅是一种文本，还是一种鲜活的记忆。是古人对生活活生生的感受。我们今天读古诗，要能够回溯到他们当时的写作状态，感受古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2023年，大众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了古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这一觉知的开启源于一部动画长片《长安三万里》，还可以加上年初的一部贺岁电影《满江红》以及一档持续了八年的电视节目“中国诗词大会”。那些延伸到屏幕之外的朗朗吟诵之声，是与一众先贤的精神交游。然而还不足够，文字是另一种更具深度的精神交游，将被诗词激发的行动化为思想，而不仅仅是声音的高低变量。在2023年那些不甘流于常识的文字中，我们看见反潮流认知的诗人，在他们的时代如何度过平凡每一天；感受古人的审美，他们精神上的真淳与逍遥今莫能及；激发历史的幽思，思考彼时情境中的真实困境……在不同时空中反观并认识我们自己。

　　据说，对于古代诗文的钟爱，有着本能的传承，我们的前人也曾将先人的吟咏记下，附注于文字。鲁迅就曾摘抄或辑佚嵇康和左思的诗文。并把它们化为己句，以至于学者孙郁禁不住感慨，中国的新文学真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从古文转换过来的；汪曾祺也曾坦言，他对古代诗文的借鉴非常厉害：“你看好像我的文章都是白话文，但是我的文章背后都是古文给我支撑的。”

　　不同时空的人们，实则永远都朝向同一个方向——记录时代，创造记忆，延续价值，感受意义。作为历史的一页切面的诗歌，则是我们走进先人创造的记忆的灵媒，是我们于喧嚣嘈杂及重压之下，暂且打破日常的呼吸频率与节奏的别致方式，这或许也是我们今天距离古诗词里面的世界已经如此遥远的情况下，依然本能地需要它的一个重要理由。

　　被误读的“大经”诗人

　　不久前一次关于“张炜古诗学六书”的推介活动中，作家崔曼莉和中国诗词大会冠军得主彭敏谈及王者荣耀游戏中的李白，原来在这款游戏中，李白的身份居然是一名段位很高、玩家难以驾驭的刺客。二人同感，或许我们将越来越读不懂李白……

　　这也是令作家张炜困扰的问题，他坦言自己深入去读古诗的一个原因，是从小自教科书中接受的“大经”概念，比如对李白、杜甫、陶渊明、白居易、韩愈、杜牧、李商隐等诗人的评价和印象、他们的代表作，“教科书里反复讲到，他们最好的诗是哪一首，我们就去读。当人到中年，几十年文学历练下来，已有的文学经验和审美能力让我惊讶地发现，我觉得最好的作品不是教科书里列举的那些，这对我的震动很大。”说到网络时代，也让张炜心忧：“你会发现，那些被人们重复最多的‘大经’里面的主角，李白、杜甫、陶渊明……，被高度地传奇化、娱乐化、符号化了，怎么有趣怎么讲，怎么通俗、怎么庸俗怎么讲。这是让人愤怒的现象。”

　　教科书和网络时代给予张炜的不安和反感在于，我们越是进入古代代表人物的述说和解析，就仿佛离那个人越来越远，离诗学的传统越来越远。于是在过去的20多年间，他以个人的方向和观念，陆续写作了有关中国古典诗歌解读的相关书籍，这一系列图书今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结集出版，《读〈诗经〉》《〈楚辞〉笔记》《陶渊明的遗产》《也说李白与杜甫》《唐代五诗人》《苏东坡七讲》，命名为“张炜古诗学六书”，在作家邱华栋看来，这六本书里，自有一条隐隐若现的文脉。

　　不仅如此，邱华栋还建议读者将其中的《唐代五诗人》与施蛰存先生的《唐诗白话》、作家潘向黎读中国古典诗词的《古典的春水》对照阅读：三位都是作家，都是小说家，小说家写中国古典诗词的解读，自带个性的眼光和视野。而触类旁通的天马行空，也是广博的小说家所擅长的。

　　在《也说李白与杜甫》中，张炜谈到孤独，还谈到了德国作家穆齐尔，俄国作家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写到韩愈以赋写诗的大胆创作方法时，他举了海明威“误读”托尔斯泰的例子：海明威曾多次叹服托尔斯泰的描述、对话、人物、山色及作品格局，但每次读到托尔斯泰理路清晰的滔滔大言，他都恨不得将伯爵的嘴巴捏起来。他觉得托尔斯泰在这方面犯了创作的低级错误。而韩愈在其时也遭到过类似批判，叙事、状物、言理用赋即可，却以文为诗，滔滔不绝，但他显然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为后来苏轼的“以诗为词”提供了启示；讲杜甫，张炜也有不同于常理的犀利洞见，他引用苏轼对杜甫非常著名的一句评价：“一饭未尝忘君”，即是说随便吃顿饭也会想到皇帝。所有古典文学的研究者和普及类的读物里，一定是作为杜甫的闪光点加以褒扬的，但张炜却说：这未尝不是皇权对人的一种异化。他认为，在对权贵的依附和借重这件事情上，杜甫不亚于李白。

　　或许这正是作家感知世界的方式，并不局限于诗人和他所处的历史背景的关联，而是从作品本身出发，建构其独特的不论东西的诗学审美和具有现代性的文化视角。

　　打破有关诗人的刻板印象

　　陈丹青说：“一个人物，一件作品，如果缺乏上下文，缺乏它周围的对照和前后的脉络，我们就会产生认知上的迷失。”那么如何去还原一个历史上真实的诗人形象呢？张炜给出了他的“生命诗学”的概念，在他看来，首先要从诗的文本出发去全面理解一个诗人，而不应以诗人的经历、际遇为出发点，去反向印证他的作品。艾略特曾经有一句名言，即：读一个人的作品一定要尽量避免先去了解他的生平。而我们的相关研究者常常会犯颠倒的错误，把这种复杂的相互关联过于简单化了。

　　在《唐代五诗人》中，诗佛王维为何会从研习半生的儒学转变到佛学，在入世与出世之间，他如何应对内心的困厄，写下属于自己的诗篇？从卑贱布衣到朝野重臣，韩愈如何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弱小变得强大，发出自己的声音，找到他的响应者？白居易的人生是否真如他所说的“知足保和”那样淡然超群，在险恶的世道里诗人如何作为？豪门子弟杜牧少年早慧，为何他的诗歌不像他所崇拜的杜甫那样沉郁顿挫，而是充满意气与率真？多情缠绵的李商隐写下大量关于爱情的诗句，但他的人生是否真如他的诗那样唯美深情？恰恰是他们的作品，既应和了五位诗人的生命际遇，又呈现了他们的价值取向，真正的诗学即是这样一种生命的对接。

　　对于自己最喜欢的两位诗人陶渊明和苏东坡，张炜也坦言他们是被符号化和概念化尤其严重的诗人，前者几乎已经成为恬淡、归隐、田园之乐的代言人。实际上研究陶渊明的所有作品，还有关于他的真实生活的记录就会发现，他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不得已，不得不那样生活，大量时间是委屈的、不平的，而不得不用那种方式宽慰自己，化解困难。“当你更多看到他的不平、愤怒和不安的时候，才理解了陶渊明。”后者，人们更多谈到他爱吃、爱玩，有许多的兴趣，对苦难毫不在乎，宽容并大度。而实际上苏东坡无比痛苦，他过得非常坎坷。张炜表示，有时我们很愿意把个人的生活理想强加给主人公，实际上在寄托的过程中，重新虚构和塑造了一个古人。

　　再回到如何还原一个古代诗人的命题。在张炜看来，恐怕就连林语堂这样的大家，在书写苏东坡时，也无非是借古言今，浇胸中块垒，把他理想化、小说化了。而苏东坡谈及他的先人陶渊明时，也一样把他理想化了，他的每一首诗都在与陶渊明唱和，表达他的仰慕之情，或许这才是今天每一位古代诗歌研究者需要还原的真实。我们也许永远无法还原历史星河中那些伟大诗人的真实，却能以文字交游，应用与古人无限靠近的感思去复原与缅怀。

　　感受历史世情的生动

　　你知道白居易的弟弟是谁吗？这是知乎上十分诡异的一个年度问答，在《从唐诗走进历史》这本书中，居然找到了确切答案：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盛行，以此为基础，“传奇”在唐朝兴起，唐传奇繁荣时期的代表作《李娃传》就是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唯一传世的长篇名作。

　　如书名所言，《从唐诗走进历史》中出现的绝大多数唐诗，都有如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中那48首那般耳熟能详，不过，作为中国古代历史研究者的作者宁欣，想要赋予的诗外之意并非文本本身，而是其中承载的历史事件与掌故——二十九首诗、二十九讲，从科举制的前世今生、官员的流品待遇，到长安的都城格局、交通运输管理，再到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佛教的发展……唐朝由盛到衰二百八十九年中的种种琐碎历史细节，都缘起于当时的大众文学唐诗。

　　援诗入史，诗史互见、互鉴，这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开辟的研究途径，它也成为研究历史、利用史料的重要方法。就像文学作品不能抛开其创作的时代背景一样，历史研究也不能不关注那一时代的文学。我们熟悉的初唐四杰，山水田园派、边塞派、浪漫派、社会派，仅仅只是最璀璨的那些明星，清朝学者彭定求编纂共计900卷的《全唐诗》，收诗歌49403首，残句1555条，作者2873人。不仅仅只有达官贵人可以写诗，身处不同阶段、不同阶级的人留下的诗句，正是时代的记录。无怪乎有人说，一部《全唐诗》，大半部唐朝兴衰史。

　　这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是李白的“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看似平淡的寄语，是李白闻知好友、时年51岁的王昌龄自江宁丞贬为龙标尉时所作。愁心、明月、清风，似乎是抒情诗常用的词语，却寄托着当年流散四方的士子间的深情与怀念，而我们亦追随诗人游历的脚步，进入到了频繁游历于道路山水的诗人情境——

　　历史中的李白、杜甫、高适等人，果然如《长安三万里》中所描述的，都有着丰富的游历经历。这先要归于当年水陆交通的便利，为诗人、文人的游历提供了条件。从唐诗延伸到史料典籍——一部论述典章制度沿革的书《通典》中记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陆路交通的便利，意思即是：东南西北皆交通便利，店铺夹路，食宿不用担心，而且不管是商人还是普通旅客，旅途当中都十分安全，可以不持寸刃。这还只是陆路，水路则更加四通八达，有诗为证“千里江陵一日还”。

　　而科考激烈的竞争、一种类似今天公务员考试的“诠选制”的兴起以及官员的升迁与贬谪，也都使得士子文人们四处奔波，行在路上的诗人虽境遇迥异，但贬斥远州荒地，身处逆境和困境，无疑使有贬谪经历的王昌龄、李白、杜甫、刘禹锡、白居易等著名诗人的诗作内蕴更丰富、情感更悠长。这些流散四方的士子间的迎送往来，也在无形中丰富了诗歌的内容。

　　“你要看长安，就不能只看长安。要看乌衣巷口日暮时分的孤燕，飞入哪户人家，这是一切的开端；要看打马遍游长安花的少年郎，看座下泪湿青衫的司马官；要看上元节灯火阑珊时，蓦然回首处；要看一条运河流经南北，两地飞鸽不疑巨变，看杏花飞雨江南春早，铁马踏风玉门关远，……”新星出版社为《从唐诗走进历史》所作的文案，连接诗与城，映证曾经的唐诗风尚，然而今天人们尚未了然这份遗产的真正价值。理想、壮志、豪情在长安的繁华之中亦真亦幻，纯真、炙热、自在被历史的年轮碾压零落，诗意之外人们又当如何品鉴。

　　另一部以诗入史的新书来自公孙策的《唐诗风云》，相对于宁欣笔下的唐代世情更趋近于唐代的政史。诗人被置于风起云涌的大唐政坛之中，不得不周旋于军阀、权臣、朋党、宦官之间，他们写下诗篇，也记录下大唐历史的多重面向——

　　李白的才华、豪迈与天真，遭遇李璘“三分天下”的荒诞野心；杜甫沉郁顿挫的“诗史”，与唐朝大张旗鼓地军事扩张形成鲜明对照；杜牧写下风流诗篇，靠政治与军事才能勉强立足；元稹和白居易真挚唱和，他们的友谊也经受了党争乱局的考验……千古诗篇，又有哪一首不是时代之诗呢。

　　上溯到东汉，《古诗十九首》背后的东汉文人故事同样是时代的反照。胡大雷在《岁月忽已晚：古诗十九首里的东汉世情》中再现诗人的情感生活。远游、求学、入仕、交游，两千多年前古人的一生不过如此，而他们生命意识的觉醒与对人生来路与归途的反思，远比今人隽永深刻。

　　古诗十九首字字惜金，没有人能抵得过它的深情款款，意味深长，没有比“思君令人老”更刻骨铭心的思念，没有比“涉江采芙蓉”更浪漫的姿态，也没有比“努力加餐饭”更鼓舞人心的激励。它亦道出了今天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郁闷、困惑、挣扎、期待、憧憬、坚持……品读古诗，寻找熟悉的人生经历，观照现实中的自己，这应当是这本书想要呈现的主题吧。

　　诗歌虽然不能穷尽历史，却足以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生动，以及古人与今人的精神连接。

　　千秋一寸心，只关乎审美

　　今年3月份，“红学泰斗”周汝昌的经典力作《千秋一寸心：周汝昌讲唐诗宋词》由作家出版社再版。再版的缘由想来十分简单，可概括为八个字——“引人入胜”“渐入佳境”。与诗与城、诗与史的述说不同，这是一本纯粹的古典诗词入门书，书中不乏妇孺皆知的千秋名篇，也有稍显冷僻的沧海遗珠，60篇诗词作品带你迈过古诗词的阅读门槛，从岳飞的《满江红》到李清照的《如梦令》，从杜牧的《清明》到苏轼的《浣溪沙》，一点一滴，一字一句，不为别的，只关乎审美。诗词中的美，词人的慧心，跃然纸上。想要入门古诗词，自然就需古典文学名家的陪伴。

　　提到诗词，立刻就会是教科书上的联想，一篇篇必背诗篇，“借景抒情”“寓情于景”等诗词鉴赏的固定搭配，而周汝昌却是用“心”带读者跳出教科书的条条框框，正如先生在书中所言，“这不是‘文学史’，不必向这本书里寻找‘系统’、‘全面’、‘平衡’等等‘常识性’的知识。”“全是以诗心与诗心相触磕的活的赏会”。比如他评价陆游名篇《钗头凤》：“过片‘旧’‘瘦’‘透’三韵，在他人他篇或可过得去，在此词中，未免减色——虽不敢说是败笔，也到底犯了平直浅露之病；尤其是‘红湿鲛绡’等字，够不上真的文采，反成涂饰——外加的浮字眼破坏了内心的深感情——此即放翁之常病，而有些人却以为这方是‘妙笔’。”面对如此名篇，没有惯常评述者的千篇一律，客观公允，可见一斑。

　　一本书或许无法读懂古诗词中的绝对浪漫，却足以让我们保持一份理智的清明，懂得诗在何处，何以为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