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下午，“逐梦寰宇问苍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十年成就展”开幕。这项国家绝密工程于1992年9月21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三届常委会第195次会议讨论同意并批准实施，工程代号“921”。

　　飞船从6种方案中胜出

　　早在1971年4月，中国就曾试图发展载人航天工作，代号为“714”工程。由于当时技术储备、大推力运载火箭等因素制约，毛泽东表态“先搞好地球上的事再说”，“714”工程于1975年3月下马。直到11年后的 “863”计划，才将载人航天重新提上日程。

　　1987年2月，国防科工委组建了“863计划航天技术专家委员会”，当年4月发布了相关招标通知。2个月内，航天部、航空部、国家教委、中科院、总参谋部、国防科工委等系统的60多家单位提出11种技术方案。专家组随后筛选出6种方案。

　　受当时美国航天飞机影响，6种备选方案中，有5种是航天飞机。唯一主张载人飞船方案的是航空航天部第五研究院508所。该方案类似苏联的“联盟”号飞船，用火箭把飞船发射升空，飞船靠降落伞定点返回。

　　虽然飞船方案有投资小和技术风险较低的优势，但从1988年7月开始评定，到飞船方案最终成为专家组的共识，期间经历了长达2年的学术之争。

　　1990年11月，历经4年始告完成的《中国载人航天发展战略》（系列研究报告），被呈送中央政治局及时任总理李鹏。《报告》提出中国载人航天“不能不搞、不能大搞、飞船起步、平稳发展”的战略思想。

　　载人飞船是政治决策

　　1991年1月30日，被认为对推动载人航天工程决策具有转折意义的“中国航天高技术报告会”召开。当天，时任航空航天部副部长刘纪原通知计划司总工程师张宏显，把《关于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技术的建议》送给一同参会的二炮副参谋长栗前明。

　　栗前明是邓小平的妹夫。张宏显将封在牛皮纸袋里的文件交给栗时，只说了一句话，“这是刘副部长让我交给你的。”栗前明说：“你告诉刘副部长，我一定送到。”

　　钱学森的“上不上载人航天，是政治决策，不是纯科技问题”的观点，就写在这份《建议》中，意在恳请中央尽快决策。

　　1991年3月15日下午3时，李鹏召见时任航空航天部高级技术顾问的任新民及专家组代表。在听取为何要从多用途飞船起步，以及飞船工程需要30亿元的投资和6～7年的研制周期的汇报后。李鹏笑笑说道：“钱是有困难，但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要搞载人航天，从飞船搞起，争取建国50周年载人飞船上天！”

　　论证载人航天“三步走”

　　1992年1月8日，中央专委会在第5次会议上终于做出结论，“从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诸多方面考虑，立即发展载人航天是必要的，发展载人航天要从载人飞船起步。”

　　1992年8月1日，李鹏主持中央专委第7次会议，听取航空航天部和国防科工委联合组成的论证组汇报。每个到会的专委成员都在这次会议纪要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当时专委成员之一的解放军总参谋长迟浩田正在国外访问，回来后补签了名字。

　　这份纪要立即报送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审议，随后转到了邓小平手里。

　　8月25日，中央专委向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呈上了《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请示》建议载人航天工程计划分三步走：第一步，在2002年前，发射两艘无人飞船和一艘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试验性载人飞船工程，开展空间应用实验；第一艘试验无人飞船要争取1998年、确保1999年首飞，即“争八保九”。

　　第二步，在第一艘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后，大约在2007年左右，突破载人飞船和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并利用载人飞船技术改装、发射一个8吨级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应用问题。

　　第三步，建造20吨级的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应用问题。

　　这事要“多干、少说”

　　1992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专题审议《中央专委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

　　会上，李鹏决心很大，“如果钱不够，2000年奥运会不申办了也要办这个事。”

　　江泽民在总结发言中一锤定音。“这是个大事，大家同意，我完全同意，下决心搞这个东西。”他还要求“这个事要静静地、坚持不懈地、锲而不舍地去搞”，“多干、少说”，“只干、不说”，要像当年抓“两弹一星”一样抓载人航天工程，有事可直接向中央报告。

　　这次会议正式批准实施载人航天工程。出于高度保密的需要，工程代号“921”。

　　“921”会议以后，中央军委批准，在解放军总装备部纳入编制，设立“921”工程办公室，作为“统一管理载人航天工程的专门机构，对工程实施专项管理”。席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