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青年》创刊110周年，一部以五四时期红色新闻人为主题的著作《急先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将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三位时代“急先锋”的办报实践与精神蜕变鲜活呈现。日前，本书作者、资深出版人路英勇接受记者采访，深入阐释了创作初衷、历史图景与人物内核，带领读者重回那个以报刊为阵地、以思想醒民智的激荡年代。

　　《新青年》领衔： 

　　再现思想革命的破局之路

　　记者：是什么契机促使您以红色新闻人为主题创作了这本《急先锋》？

　　路英勇：这并非一时兴起之作，而是我大半生学术思考与工作实践的积累。早年在山东大学攻读博士时，我的研究方向就是五四时期的著名报刊及其创办者，博士论文也专注于新文学出版。写作这本书，既是在继承和弘扬五四精神，也是向那个伟大时代的思想先驱与革命先驱致敬。

　　书中聚焦的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三人，是五四时期创办报刊的先进分子中的杰出代表。他们身份背景、办刊初衷与编辑思想各异，却同为时代的思想急先锋与革命急先锋。他们的实践共同构成了五四时期先进思想传播的“立体矩阵”。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还原这一多元、动态的历史图景，让读者理解：思想的觉醒绝非一人一刊之功，而是无数先进人物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共同推动的结果。

　　记者：今年恰逢《新青年》创刊110周年，《急先锋》将相关章节置于卷首，有何深意？

　　路英勇： 陈独秀的办刊历程，是一条典型的“思想革命”破局之路。《新青年》从最初的小众同人刊物，到迁至北京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司令部”，其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用犀利的文字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堪称撕开了封建蒙昧的帷幕。而后来创办的《每周评论》，则弥补了《新青年》偏重理论启蒙的局限，它以“主张公理，反对强权”为宗旨，聚焦时事，用短小精悍的时评快速回应社会现实，成为连接思想启蒙与社会运动的关键桥梁。

　　陈独秀的办刊风格刚烈决绝，敢于直面守旧势力的“围剿”，让先进思想在高压环境中得以迅速传播。他的经历清晰地展示了“新文化运动”是如何从思想层面的论争，发展成席卷全国的舆论浪潮与社会动员力量的。

　　殊途同归：

　　办报实践催化生命的伟大升华

　　记者：书中三位人物成长背景不同，但最终都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谓殊途同归。是什么促使他们结成精神同盟？

　　路英勇： 这正是本书试图解析的核心问题之一——“办刊办报实践”与“生命升华”之间的深层关联。陈独秀、李大钊由创办报刊而成为党的创始人与早期领导者，邵飘萍则由一位富有正义感的记者成长为著名的“红色报人”。促使他们完成这种伟大蜕变的核心催化剂，正是他们投身报刊事业的实践。

　　具体而言，陈独秀的办报历程，是一场从“思想启蒙者”到“革命实践者”的彻底蜕变。创办《新青年》之初，他的目标是播种“民主与科学”。但在与读者互动、与社会现实激烈碰撞的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仅靠思想启蒙不足以救中国。于是，办报从“唤醒国民”转向了“组织力量、推动革命”。《每周评论》的诞生标志其思想从“务虚”走向“务实”。而1919年那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的事件，成为他最终蜕变的临界点。这一冒险行动导致他被通缉、流亡，却也让他彻底清醒：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革命政党。可以说，正是办报过程中积累的思想共识、组织资源与群众基础，为他后来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重要基石。

　　李大钊的办报实践，则完成了从“真理传播者”到“革命先行者”的精神升华。报刊于他而言，不仅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讲坛，更是凝聚革命力量、践行革命理想的平台。他利用《晨报》《新青年》等阵地，不仅著文发声，更联络各地进步团体，培养革命骨干，为党的创建搭建了重要的组织桥梁。他的成长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典范——通过办报传播真理，又在办报实践中深化革命认知，最终成为一名为理想献身的伟大先驱。

　　邵飘萍的办报生涯，是一条独特的“涅槃之路”。《京报》的创办与发展，见证了他从“新闻救国”到“革命报人”的觉醒与升华。早年他以敢言著称，但办报实践让他意识到，仅揭露真相还不够，必须传播先进思想、凝聚民众力量。1919年《京报》因揭露军阀被查封，他流亡日本。在异国他乡，他于寺庙中潜心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了思想的质的飞跃。归国后重办《京报》，他自觉将革命思想融入报道与评论，最终成为一名怀揣革命理想的“红色报人”。

　　在路英勇看来，《急先锋》不仅是对一段峥嵘岁月的追溯，更蕴含对当下的观照。五四时期的红色新闻人，以笔墨为武器，以报刊为阵地，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奏中，实现了个人生命价值与民族命运的深刻融合。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思想先锋，永远是那些将理想付诸行动，并在实践中不断革新自我、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者。在信息传播方式日新月异的今天，这种对真理的追求、对责任的担当、对实践的执着，依然闪烁着不息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