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才使得摄影艺术的发展蓬勃而富有朝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着相机从极为金贵的“奢侈品”渐入寻常百姓家，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摄影热，来自于工厂车间、机关学校等文艺积极分子不断地汲取着摄影的理论知识，并游走于大街小巷，用“摄影眼”观察生活百态，记录瞬间影像。高益恒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从工厂车间走来，用相机定格身边的美好，而这也成为了他在那个拼尽全力养家糊口的年代里唯一的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照亮人生海海。

　　“不务正业”搞文艺的焖火工

　　1967年，高益恒初中毕业，到工厂车间就业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青岛轫铁厂的焖火工，这是一个在工业科技尚不发达年代的一个特殊工种，现如今，输入“焖火工”这一关键词，很难找到相关的内容介绍。在高益恒的记忆中，这是一个苦行当，“窑炉里有1300℃的高温，车间里的温度高达40℃，长时间在炉火旁工作，工人的脸都被烤得起皮。”

　　而自小熏染的文艺特长是高益恒暂时逃离艰苦工作环境的唯一通道，“虽然不是名门望族，但是家庭环境中还是有一种文艺气质在的，我的爷爷画山水、画仕女很厉害，父亲则写得一手好字，书法作品经常被朋友、邻居讨要回去挂在家中。”从小的耳濡目染，高益恒也成为文艺积极分子，能吹笛子，爱跳舞，经常跟着一些宣传队参加演出。在那个略显刻板的年代，高益恒的这些特长显得有些“不务正业”，车间领导几次找到他谈话，言辞之间颇有揶揄：“高师傅，我们厂子养不起你了，整天各种社会活动，今天俱乐部叫你去参加活动，明天工会让你去帮忙，你的班怎么排？活怎么干啊？”高益恒也只能跟同事换班，或是休息日加班，补足欠下的工作时间。

　　那时候，繁重的体力劳动足已耗尽一个血气方刚小伙子的全部精力，但是与其他工友喝酒、打牌的娱乐方式不同，高益恒仍然挤出时间“搞文艺”，至今他仍记得在当学徒工的第一个月，领到了24元工资，第一时间跑到书店买下了“觊觎”已久的《芥子园画谱》。

　　工资与美学素养同步积攒

　　高益恒对摄影的向往是从一台相机开始的。“初中的时候，家中富裕的同学已经有了自己的相机，偶尔会借我用一下。”凭借着天然的审美，高益恒拍摄的照片在构图、取景上颇有独到之处，这更激发了他对摄影的热爱，这也促使高益恒时刻关注着在青岛举办的各个影展、画展，既积攒着摄影理论知识、美学素养，也在积攒着微薄的工资，期待有朝一日能够将一台心心念念许久的海鸥牌相机收入囊中。

　　“那时候威海路上有个大华照相馆，里面出售摄影器材，闲来无事经常过去看，柜台上的售货员都认识我了。”高益恒依稀记得他喊售货员尹老师，一来二去，尹老师也特别关照这位年轻的摄影爱好者，有时候会拿起货架上的照相机让他把玩许久，可是囊中羞涩的他始终无法将其收入囊中。直至结婚后，高益恒跟爱人商量要买一台照相机，“两个人都有工资，相对宽裕一些，另外我也跟爱人保证，买了相机之后多给她和孩子拍照片，后来终于攒够了100元。”高益恒回忆说，当时一台海鸥牌相机要120元，牡丹牌相机相对便宜些，要110元。“那时候买相机心切，拿着100元，又跟同事、朋友借了10块钱，急忙赶到大华照相馆，将那台牡丹牌相机买了下来。当时买相机有点类似于现在买奢侈品的配货，一个相机与五个胶卷捆绑销售，尹老师知道我买相机不容易，偷偷地‘破坏’了店里的规矩，直接让我把相机拿走了。”时至今日回忆起买入第一台相机的过程，高益恒仍心怀感激。

　　下了夜班拿起相机就上街

　　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相机，高益恒的摄影热情一发不可收拾。“东拍西拍，那时候还是三班倒的工作，下了夜班，不睡觉，拿起相机就上街，也不知哪来的精力。”高益恒的摄影处女作是一张名为《勤奋》的景物照，一只小蜜蜂在桃花上采蜜，采取了对角线构图，意境取自朱自清散文《春》中的清风拂面，生趣盎然。

　　从自发的爱好到自觉的拍摄，高益恒一直将摄影家任锡海视作引路人，也因此成为青岛本土系列摄影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每月5日在市艺术馆二楼会议室举行“青岛摄影月赛”上，都能见到高益恒的身影，在这里，他获取着国内外摄影活动的信息，听摄影同好们讲解摄影知识技术，也在作品的相互品评中查漏补缺。也正是这段时间，高益恒的摄影技艺飞速提升，摄影作品发表于《中国摄影报》《人民摄影报》《大众摄影》等专业杂志，多幅作品赴国外交流展出，并成为国内各类摄影大赛有名的获奖专业户：主要作品《春光无限好》获全国福彩杯摄影艺术大赛金奖；《春天的故事》《往事》获全国两届当代摄影艺术大赛金奖；《补课》在全国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摄影大赛银奖；《江南风味》获绍兴全国摄影大赛铜奖；《秋水依依》获山东省第八届摄影艺术展铜奖；《跳动的爱》获山东省第九届摄影艺术展铜奖，他本人也被评选为“青岛市摄影十佳新人”。

　　本版撰稿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周洁 受访者供图

　　/ 讲述 /

　　按下快门的瞬间 与拍摄对象共情

　　从挥汗如雨的焖火工，到背着相机采集美好的摄影师，这两种身份在高益恒身上并不突兀。在他看来，工厂车间的经历给予了自己来自于底层生活的历练，通过相机镜头捕捉到的瞬间是对真实生活另一面的挖掘，悲苦、辛酸、喜乐、快意皆是人间风景，所以从他的照片中能够看到与拍摄对象的共情。采访中，高益恒说起了《建设者》的拍摄过程。“当时我家所在的威海路拆迁改造，闲来无事就会跑回去看看建设进程，也因此关注到了建筑工人，我爬上高高的脚手架去拍摄他们的工作状态，但是他们并不配合，于是我给工人师傅们递烟、话家常，来自于生产车间的工作经历与说话方式迅速地拉近了跟他们的关系，也让他们卸下防备。”在高益恒看来，建筑工人们对未来美好的期许与他对新房的期待，在按下快门的那一刻有着同频共鸣。

　　现如今，人人皆是摄影师的时代，早已退休的高益恒显得有些落伍，不会修图，也不会PS，但他却以最为原始的方式延续着摄影爱好：每天早起，除了帮爱人干些家务事，剩下的时间则会揣上心爱的小黑卡相机，去海边慢跑之际，随手拍些小品。这是他一天中最为快意的时候，用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寻味着人间烟火气，就如同他本人的人生经历，既投入生活、记录生活，也观察和感悟生活——无关技术和器材，而是更高境界的创作和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