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 原

　　马丁·贝利的《何以为家》以居住地和时间先后为顺序，还原了凡·高传奇而短暂的一生。凡·高先是做艺术商学徒，而后混迹于矿工中做传教士。即使决定做画家后，依然在各地寻找新的机遇。他先是住在荷兰布拉班特省的小镇，而后去了英国伦敦。他的居所也由最初当海军少将的叔叔给他的一间大房子，最终沦落到精神病院里的一个小单间。

　　在马丁·贝利看来，仅有两处地方可以真正被称为凡·高的家。一处是荷兰海牙的简陋屋子，和他同住的还有他的恋人——做过妓女的西恩·霍尔尼克，以及西恩的幼女和仍在襁褓中的儿子；另一处是法国阿尔勒的“黄房子”，在那里他以主人的身份与画家保罗·高更短暂同住过。

　　对于凡·高的这两处短暂的“家”，马丁·贝利分别做了解读，譬如对于海牙的这一处，马丁说其时凡·高决心成为画家，还爱上西恩萌生了与她结婚的念头。西恩已经怀上了另一个男人的孩子，后来她生下了这个孩子。为了西恩和孩子，凡·高提前租下一套空间稍大些的房子。他对弟弟提奥解释：“她受了这么多苦，回来时应该要有一个温暖的小家在等着她。”

　　新家顶楼有三个房间，其中一间是画室，挂着凡·高的习作，很大的松木工作台两侧分别摆着一个画架。小厨房旁的客厅里有一个火炉、一张为西恩准备的柳条藤椅以及一个铁质摇篮。凡·高告诉提奥，这个摇篮是他从废品店里扛回家的，并在信中写道：“看着家里最后添置的这件家具，我无法不激动。因为当一个男人坐在他心爱的女人身边，而女人身边又放了装着孩子的摇篮时，一股强烈的情感会紧紧攥住他的身心。”凡·高还在摇篮后方墙上挂上了伦勃朗描绘圣母玛利亚深夜在摇篮旁借着烛光阅读的场景。几个月后，凡·高也用画笔记录下了西恩五岁的女儿玛利亚在摇篮边照顾新生儿的场景。

　　尽管西恩陪伴着凡·高并充当他的模特，但他们的生活仍然十分艰难。凡·高依旧靠着弟弟的定期资助生活，西恩做些针线活补贴家用，极端情况下她甚至会上街乞讨。在逼仄而嘈杂的房子里，凡·高和西恩的矛盾不断激化，一年后二人分道扬镳。

　　凡·高不断变换住处，五年后才在法国普罗旺斯的阿尔勒租下了他口中的“黄房子”。实际上，已在当地待了几个月的他，此前住在小旅馆里，现在才算真正安顿下来。“黄房子”共有两层，一楼有宽敞的画室和厨房；二楼有两间卧室，大的凡·高使用，小的当作客房。凡·高雀跃地给妹妹维尔写信：“我总算能生活，能呼吸，能思考，能作画了。”

　　凡·高非常希望在巴黎的画家与他同住，高更接受了邀请，开始了他们“南方画室”的梦。后来高更回忆说，房子里到处都是一团糟，他惊呆了。最初他们还能相处，每天晚上一起聊天，或去咖啡馆或去酒吧。没过多久，他们开始争吵，争论的话题既有艺术观点，也有家长里短。最终，凡·高用剃须刀割下自己的耳朵被送往医院，高更匆匆返回巴黎。

　　除去在海牙与西恩同住的一年和在“黄房子”的几个月，凡·高一直居无定所。当凡·高还是一个在海牙、伦敦和巴黎见习的艺术商学徒时，他就逐渐爱上了艺术，努力从以前的大师作品和同时代画家的画作中汲取养分。后来，他在比利时矿区做传教士，矿工艰苦危险的生活激发他创作出早期的作品。在海牙，他描摹日常城市生活，在画纸上描绘他对贫苦老弱者的同情。在巴黎北部小镇奥维尔，广阔的乡野风光成了凡·高最终的创作来源，但也是在奥维尔，1890年7月27日的下午，他走进一片麦田，用一把左轮手枪对准自己，扣动了扳机。“凡·高蹒跚着回到住宿的小旅馆，痛苦地爬上楼梯进入狭小的卧室，那儿就是他最后的安息地。房间没有正对着街的窗子，只有一扇小小的天窗，画家就在这样逼仄的空间中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时光。两天后，凡·高在弟弟提奥的怀中逝世，他的人生旅程终于结束了。”提奥在信中告诉妻子：“可怜的人啊，他一生没有享过太多的福，不过他再也不会被幻觉折磨了。他总是孤身一人，这份孤独有时是他也承受不住的。”

　　马丁·贝利说，“家”这个字眼在凡·高留下的820封信件里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多达322次。他信中提到的“家”往往指的是他父母的房子，那也是他出生的地方。事实上，凡·高20岁出头就和家里的关系破裂，只有弟弟提奥是个例外。30岁时，凡·高在信里说他与家人的性格大相径庭，此时的凡·高已不关心他同家里的关系如何，绘画已成了他生活的全部。他在给提奥的信中说：“一个画家即便此刻正被生活中的琐屑与不幸缠身，但绘画，我认为尤其是描绘农民的生活，仍会给予他心灵上的平静。”不过问题是“他卖不出自己的画，却依然要出钱买颜料，出钱请模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进步”，对他来说，“绘画就是家”。

　　作者简介：薛原，副刊编辑，著有《文人谈》《画家物语》《闲话文人》《南海路7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