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磊

　　山海相依，风景天成。特殊的地理环境塑造了青岛独特的城市特色，在人文情怀与城市美学出现之前，渔港文化与渔农经济是青岛地区最早的地域标签。灵动的海岸线与北上的洋流热情相拥，在青岛的周边催生出面积广阔的黄渤海渔场。回溯千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们便以捕鱼为生。近代百年，德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强租胶澳，城市的发展促进了渔业的现代化变革，但德日等国的掠夺，也给青岛的渔业资源和渔民权益带来严重损害。在此背景下，上世纪20年代青岛渔会横空出世。动荡岁月中，青岛渔会在维护渔民权益和促进青岛渔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哪些作用？渔会兴衰的背后，青岛渔业又是如何走向新生的呢？

　　黄海潮浪

　　在青岛管辖的730公里海岸线上，分布着49处港湾和69座岛屿。每当海潮涌动，逐水温而游动的海洋鱼类就会在青岛周边海域中形成春秋两次较大的鱼汛，包括黑鲷、鲅鱼、八带蛸、扇贝等近百种“海货”就会来到青岛海域中。

　　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即墨县官员许挺就写道：“本县系本省末邑……决与商贾往来之踪……滨海洋者田多盐卤，以捕鱼为生”。

　　近代以前，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并没有海权意识，对渔业权益的保护更是无从谈起。直到19世纪后半叶，清政府才在山东等沿海省份设置渔团，搭建渔业管理机构的框架。

　　1896年，清廷在山东省设劝业道，其中的农林科下设水产股，是山东最早的水产管理机构。起初水产股的权责在于规范渔民的行为，并未对传统渔业的发展进行规划与引导，青岛地区的渔业生产仍十分落后。

　　1897年11月14日，德国海军以曹州教案为借口，悍然出兵占领了胶州湾地区，并在次年3月迫使清政府签订《胶州湾租借协定》，强行租借胶澳。

　　在德国强租的552平方公里土地上，散布着160余个渔村。最早的8万余名居民中，绝大多数是兼顾农业生产的渔民。尚处在小农经济中的他们满足于捕鱼糊口，尚未形成具有产业规模的捕鱼业。

　　德国人将西方改良的大型渔具引入青岛，将小型轮船用于捕鱼。1908年，德国商人文窦林在青岛创办中国渔业有限公司，企图以青岛为基地，拓展德国在东亚的远洋捕鱼业。

　　德国公司的渔船在青岛周边渔区掠取大量渔获，该公司提倡的渔具换代、捕捞方式的革新促进了青岛本地渔业的发展，却也引来了周边国家的窥伺。

　　早在1903年时，日本渔船就在德国当局的允许下，进入青岛周边海域捕鱼。1905年，日本引进英国先进的拖网捕鱼技术，对渔区范围有了更大的需求。

　　1913年，包括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在内的日本官员多次来青，使日本汽船拖网株式会社获得了在青岛海域捕鱼的权力，日本一方面限制本国海域内的渔船数量，防止渔业的过度捕捞；另一方面却肆无忌惮地侵入中国海域，竭泽而渔式地捕捞渔获。

　　1914年11月，日本击败德国夺占青岛，开始了对青岛长达8年的非法占领。在此期间，日本渔船以青岛为基地，大肆在中国沿海捕鱼，仅1916年胶州湾内就有134艘日本渔船，渔获价值972万日元。大型的日本渔船一年的捕鱼量2.5万公斤，是中国渔船的数十倍之多。

　　日本的侵略行为，严重挫伤了青岛本地渔业的发展。沙子口和红岛是青岛渔民汇集之所，1915年时两地总计渔船630艘，各类网具1700余件。到1922年日本交还青岛时，两地仅剩渔船222艘，网具600余件。

　　除了大量无鱼可捕，被迫转行的渔民。青岛市内销售渔获的商行也遭到排挤，日商在日本占领军的扶植下，凭借充足渔获打压价格，大量中国渔行倒闭。

　　渔事春秋

　　1922年，经过华盛顿会议的外交谈判，日本最终同意交还青岛，中国在此设立胶澳商埠。

　　日本交出青岛的管治权，但仍在铁路、金融等部门保持对青岛的影响。日本于1916年在青岛设立的水产组继续运营，继续垄断青岛的渔业市场，自恃靠山强大的日本渔民仍不断到青岛海域侵渔。

　　1922年9月，北洋政府颁行中国近代首个《渔会章程》，意图强化渔业生产管理，维护国家渔业主权。青岛最早的本土渔会诞生于此时，但当时规模较小，仅是不同区域间的小型渔会，如王哥庄渔会、沙子口渔会等。

　　为了保护本地渔民的利益，1923年6月，青岛渔户和渔行组织自发筹办了胶澳水产同业公会，希望通过自办水产公司和海鲜市场，从日本人手中夺回青岛渔业的主导权。只可惜在日本人的价格战中，公会损失惨重，被迫于1926年解散。

　　上世纪20至30年代，青岛本地的渔民数量维持在7000人左右的规模，渔船数量1500艘上下。此时中国大地军阀，混战不断，没有强大的国力支撑，青岛的渔会难以在维护本地渔民权益上有所作为。

　　北伐战争后，青岛进入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在《渔会章程》的基础上，政府颁布《渔会法》。

　　1930年，青岛市长胡若愚颁布训令，要求本地渔业团体按照新法组织渔会。但市级渔会因所谓的“渔民智力浅显”为由迟迟未能组建，仅组建了黄岛、红岛、沙子口等区级渔会。

　　1931年，经青岛商界领袖、民族实业家宋雨亭倡议，在青岛各区级渔会的沟通下，青岛渔业公司成立。公司购进外国新式渔轮，采用新式渔具捕鱼，年渔获量增加到2000吨，在实力上得以与日本的水产组抗衡。

　　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大量日本渔船在日本政府的鼓动下进入胶州湾。到1934年，中国渔民在青岛海域的捕获量不足日船总量的10%。

　　上世纪30年代中期，青岛共有65家渔行，其中30家是主营时鲜的鲜鱼行，主要分布于市场路一带。另有35家土产行，经营咸腊鱼鳖、腌鱼干鱼，散布在邻近小港的冠县路、济南路一带。

　　65家渔行中，规模较大的有24家。但在日本水产组的打压下，年营业额10万元以上的中国渔行只有莘县路上的义长祥（今莘县路44号，小港海鲜批发市场附近）。

　　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本海军于1938年1月再度占领了青岛，青岛的渔业再遭重创。

　　青岛本地渔民大量被日军强征成为劳工，青岛渔民的捕鱼量急剧萎缩。大量日本水产进入青岛，仅1939年从日本输入青岛的水产就达到2.2万吨，占当年青岛港进口货物的80%，这一数据在1940年上升到3.2万吨。在日本的打压下，青岛本地渔业摇摇欲坠。

　　1943年，青岛区级渔会代表曲永鉴、王佐臣等人，联合青岛渔业同业会会长王信肇、青岛水产组小港一路出张所所长桥口四郎，一同致信青岛市社会局，要求成立市级渔会组织。

　　1943年，青岛渔会联合会成立，地区渔会各自为政的历史结束了，但渔会组织亦变成了日本控制青岛的工具，无力维护和促进青岛渔业发展。

　　渔会兴衰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战败投降，日本人控制的青岛渔会被取缔。随着战后青岛行政区划的调整完成，1946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筹备在青岛恢复市级渔会。

　　崂西区是当时最早恢复区级渔会的地方，时任崂西区区长、曾在日伪时期倡议建立青岛渔会的曲永鉴被委任为筹委会主任。

　　1946年4月26日，青岛渔会在复员协进会礼堂（今冠县路61号，旧址无存）成立。《平民报》社长张乐古被推选为理事长。另有理事8人、监事5人。渔会办公点设于青岛商会大楼（今中山路72号）。

　　渔会接受青岛社会局指导，会员大会每年一次，代表大会每月一次。各区渔会辖境内凡年满16岁的渔业从业者，在两名会员介绍下便可入会。

　　面对战争给青岛渔业带来的伤害，青岛渔会积极协调，弥补渔民损失，抓紧恢复生产。渔会申请租用了小港一路的两处仓库，做渔获冷藏之用，另申请渔网等生产器材5160吨、渔船352艘。但截至1947年底，渔会仅收到器材60吨、渔船0艘。

　　解放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在统治区内大力搜刮人力财力，为了保持渔业生产，青岛渔会组织渔民结成渔业合作社，同时帮助渔民向银行贷款。如1947年，渔会为渔民贷放渔业资金3000万元，下发配给食用油219斤，银行贷款更是达到90亿元。

　　渔会极力维系渔业生产，但在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下，实在难以独立支撑起青岛的渔业大局。一些渔会负责人还趁机中饱私囊，通过渔会盘剥渔民，甚至有渔会成员协助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诞生于旧时代的渔会组织走入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扶持外加稳定的社会环境，几经磨难的青岛渔业焕发新生。改革开放后，机船全面取代了帆船，市场经济下，青岛渔会的功能在水产商会等组织上得以延续。

　　今天的青岛万象更新，近代列强掠夺青岛渔业的沉痛过往被一扫而空，蓝色经济风帆正扬，耕海牧渔向海而生的青岛，正在奏响新时代的海洋交响。 

　　照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