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刘 硕
莱西市河头村,一处寻常农家院落。院门边,亚麻花开得正盛,淡蓝色花瓣薄如蝉翼;安徒生童话里的矢车菊在风中轻摇;桔梗尚未绽放,百合已擎起花苞;樱桃树刚送走最后一茬熟果,杏子正由青转黄。这是作家秋也的院子。
60年的人生里,她在这片土地上出生、长大、离开、又回来。她外出打过工,独自拉扯大两个女儿,搁笔十几年,又在女儿教会她使用电脑后重新出发。生活把她摁进泥土里,她就在泥土里扎下了根,开出了花。
如今,秋也的作品刊发于《青年文学》《诗刊》《山东文学》《黄河文学》《散文百家》等刊物,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等多种选本转载,散文《父亲的田园》还曾入选海南省中考语文试卷。但比这些更动人的,是她这个人本身——一个没读过大学的农村女性,一个在锅碗瓢盆和学费账单之间挤出时间写作的单亲母亲,一个把苦难咽下去、把文字吐出来的人。
报纸糊的墙
秋也的文学起点,不是书房,不是课堂,而是炕头的泥墙。
小时候,家里用旧报纸糊墙。母亲不识字,报纸贴得正倒不一。秋也却像发现了宝藏——她趴在炕上,仰着头,侧着身,变换各种角度去读那些倒着的、斜着的文字。“看不着结尾,你就得想象;看不着开头,你也得想象。”她说,“想象力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父母都不识字。但上过扫盲班的母亲语言鲜活,总能说出一套一套的歇后语。“我可能是遗传了她。”秋也说。
小学三年级,她写了一首打油诗。老师很惊讶,问是不是她自己写的,还让她在全校大会上朗读。那是她第一次意识到文字的力量。初中时,老师让学生集资买书,她分到一本不厚的《河边的乐园》。书后来散佚了,但那颗被文字点亮的种子“种”下了。
高中毕业,高考落榜,母亲也没钱供她复读。“那时候,我成天想我父亲,上着课就走神儿。”父亲早逝,这是她心里最深的伤口。她开始写日记,写纪念父亲的文字,写在纸上,再到坟头烧掉。“文字是我唯一的情绪出口。”她说。
大学梦断了,她直接报了文学函授班,学了三年。1989年,在《山东文学》发表了处女作——小说《穿过白色山谷》。那时,她20岁出头,以为自己就要走上文学之路了。
生活的重量
但命运没有给她一条笔直的路。结婚、生子、丧偶。两个女儿相差不到两岁,没人帮忙照看。她成了一名单亲母亲,从此被生活裹挟着往前奔。“搁笔17年。”她说这句话时,语气平静,像在说一件早已翻篇的事。
那些年,她打零工、做家政、在辅导班教作文。最艰难的时候,她同时干三份工,一个月挣五千来块钱,刚够两个孩子在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那时的她忙于生计,几乎和文坛彻底失去了联系。唯一没丢的是心里的那团火。
“那时候胸口是闷的,下班回来饭也不吃,就跑到炕上睡一觉。缓过来了,再去上班。”文学没给她带来收入,但让她在至暗时刻还能看到光。
转机出现在孩子上初中后。学校布置的作业需要在电脑上完成,她咬咬牙终于买了一台电脑。女儿手把手地教她打字、上网、用电子邮件。她试着重新和编辑们建立联系。2017年,《散文百家》发表了她搁笔后的第一篇作品《与花儿为敌》,如同那棵被放置在阴影里的小树,终于又遇到了阳光。
你要是问她是否觉得被命运捉弄?“这就是生活。”她笑着说,“生活把我摁到泥土里,我才能吸收泥土的营养。你不到社会底层去打滚,你怎么了解人性?”
土地的滋养
秋也的院子是她写作的源头。樱桃树、杏树、无花果、石榴、桔梗、百合、亚麻、矢车菊……她把每一株植物的来处、习性、命运都记在心里。
“植物在花盆里长得不好,一到地里就蓬勃。”她说,“人不也一样吗?”
她写樱桃,不是写它多甜,而是写樱桃成熟的初夏,写树下三代人的重聚与离别。她写梧桐,不是写它多高大,而是写它从打家具的良木到被砍伐的变迁,写到焦裕禄在兰考种的泡桐、蔡邕的焦尾琴、古琴制造业的兴衰。她写蝉,从童年捉蝉的乐趣,写到蝉灾、生态失衡,写到“放生一只蝉,它停在豆角架上不走,在杏树上唱歌,像唱给我听”。这些物象是她的生活,也是她的哲学。
女儿劝她把老屋卖了,去住楼房。“好多人都这么劝我,我不干。”她说,这个院子里有她种的花、栽的树、养的土。炕上堆着书,书架上摆着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样刊。“我就喜欢捣鼓花、捣鼓土。”她说,“接地气很重要。”
除了写村内的事物,秋也近年有一个系统的写作计划——考察莱西的河流。七星河已经考察完,文章也发了。潴河也考察了,文章还在整理。下一步是大沽河,从胶州马头村的入海口出发,沿着河滨大道,一路溯流而上。“写作是从自己的家出发,远远地走出去,品味透彻乡愁之后,又一点点回归的过程。”她说。她回来了,不再远去,带着那些被生活反复锤打后依然挺立的文字,在这个院子里,继续写樱桃、写梧桐、写蝉、写母亲、写河流、写那些和她一样在泥里打滚的小人物。
文学没能让她发财,甚至没让她过上多宽裕的日子,但文学让她活得清醒而丰盈。
院子里,亚麻花还在风里摇,杏快熟了,樱桃树正积蓄下一年的果实。她的文学,也还在泥土里,慢慢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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