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原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王扶之走完一个多世纪的人生征程，病逝于辽宁大连，享年104岁。1955年王扶之被授予大校，1964年晋少将。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度。自首次授衔起，历经补授和晋升，至1965年取消军衔制度时，共授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7名、中将177名、少将1360名。如今，开国将军至此已全部走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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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福治”改名“王扶之”

　　王扶之原来叫“王福治”，小名“拴牢”，1923年出生在陕西省绥德县（今子洲县）。他幼年丧母，刚学会走路就被爷爷领着吃“百家饭”，稍大一点跟随父亲离开家乡，给人放羊为生。

　　闲暇时，王扶之听得最多的是“老刘”的故事。“老刘”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刘志丹。1935年7月的一天，“老刘”的队伍真的来到王扶之所在的村庄。进村后，他们没有像别的队伍那样抓鸡、抢牛，而是给家家户户扫院子、挑水、干农活。“用老百姓的东西是借，而且真还！”

　　王扶之被这支队伍深深吸引，产生了参军的念头。他向一位“官长”模样的红军提出请求，如愿加入红26军42师少共青年营。时隔80多年后，王扶之仍然记得那位红军特意纠正他说：“我们不叫‘官长’，叫同志。”

　　登记花名册时，一位姓张的文书听到“王福治”的读音，不由念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厦倾危，国人扶之”的句子。他对王扶之说：“我看你不如叫王扶之吧！”

　　从此，王福治有了新的名字——王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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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车上的司令部”

　　新兵没枪，发给他一杆红缨梭镖。当年他参加了劳山、直罗镇战役，随后踩着草鞋随红第十五军团长征。他途中因体力不支掉队一次，后来咬牙独追10余里，摸黑找到部队宿营地。几十年后老将军只说一句：“那是第一课——跟定队伍，死也不松手。”

　　全民族抗日抗争爆发后，他参加了平型关战役。作为测绘员的王扶之，因想给部队缴获一个日式望远镜，被弹片击中左脸，留下了无法抹去的伤疤。

　　后来，他随黄克诚南下编入新四军第三师。1939年冀南战斗缴了辆日军自行车，王扶之得空就练，竟练出单手、倒骑的本事。师长黄克诚高度近视，不敢骑马，行军犯难，便指定他骑车驮着自己跑前线。苏北土路颠簸，王扶之蹬车，黄克诚坐后座，传达命令、看地形，三师战士笑称“自行车上的司令部”。张爱萍后来打趣道：“你那辆破车，当年驮着三师半个大脑跑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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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埋38小时后获救

　　解放战争中王扶之升至第三十九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团团长。1949年1月天津攻坚战，敌暗堡火力封死突破口，突击排倒下一片。他抓过炸药包跳出战壕，亲自带爆破组连端3座碉堡——左大腿被子弹贯通打穿。通信员来拖他下去，他吼：“先插旗！”斜靠断墙接着指挥，直至一面红旗在城墙缺口飘上去。此仗他被记大功。弹片嵌在腿骨，阴雨天隐隐作痛，他从不挂怀：“比起牺牲的弟兄，这算啥。”

　　1950年秋他随首批志愿军入朝，任第一一五师代师长。1952年8月2日9时10分，梨木洞前方指挥所被美军重磅炸弹直接命中，塌方封死洞口。王扶之及新华社记者刘鸣、作战科科长苏盛轼、参谋陈志茂等共7人被埋。震昏片刻后他醒过来，左腿被压着圆木。黑暗中彼此呼喊——只有苏、陈两人微弱应答，另外4人已当场牺牲。3人徒手扒开碎石挣脱出来，却敲不出声响，空气一点点变稀薄。

　　地面上挖了近一昼夜没动静，花名册“王扶之”旁铅笔标了“牺牲”。彭德怀电令再救，军长吴信泉增派工兵。次日下午，工兵连副连长忽然瞥见——两只苍蝇从石缝挤出来。有苍蝇就有空气，就有人！铁锹疯抡起来。

　　38小时后，通道打通。王扶之坚持让伤员先出，自己最后一个被抬出。得知是苍蝇引路，他半开玩笑立规矩：这辈子不打苍蝇。此后每年8月2日，家里都给他过“重生日”。

　　王扶之曾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1998年离职休养。他晚年居大连干休所，读书、习字、散步。王扶之近九十载戎马，映着一支军队由弱至强的来路。他常说：“我不是英雄，跟我一起冲锋、一起埋在坑道里的弟兄，才是。” 南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