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中国银行内部审计工作中，一笔封存30年的特殊存款引发关注。这笔1967年7月8日存入的1.2万英镑，户名标注“代周总理存”，按当年汇率折合人民币82308元。

　　熟悉周总理生平的工作人员都清楚，总理担任国务院总理的27年间，与邓颖超的大部分工资都用于接济烈士家属和遗孤，个人生活极为俭朴，总理逝世时两人全部工资存款仅5000余元。这笔8万多元的“巨款”显然不可能是周总理的私人财产，中国银行随即启动专项调查，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往事逐渐浮出水面。

　　一封匿名的英镑汇票调查

　　线索回溯到1967年6月，周总理收到工作人员转交的一封无署名挂号信，信封内夹着一张面额1.2万英镑的银行汇票。在那个普通国家干部月收入普遍不超过100元、周总理月工资也仅400余元的年代，这笔外汇堪称一笔巨款。匿名信内容质朴恳切：“敬爱的周总理，我们今天通过银行给您汇去了英金一万二千镑。这些钱是我们这些年来从工资内节省下来的。我们早就打定主意，把这些陆续积累的钱交给国家，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但目前我们不清楚通过何人转交才稳妥可靠，诚恳希望您收下，用以建设我们的祖国。”

　　读完来信，周总理十分感动，随即把信和汇票批转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胡立教，并作出明确批示：“精神可嘉。但个人收入交给国家，国家不能收。要尽快找到捐款人，把钱退回去。”受当时特殊历史条件限制，查找匿名捐款人的工作无法正常推进，为保障这笔善款的安全，工作人员便以周总理的名义将钱暂存入中国银行，之后这笔存款渐渐被事务覆盖，直至1997年审计时才被重新发现。此时连本带息，这笔钱的价值已达46.7万元人民币。

　　从伦敦柜台走到祖国身边

　　捐款人的身份最终指向了一对早已退休的老夫妇——刘本堃与刘道蕊。刘道蕊原名多利·梅·史密斯，191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产业工人家庭，1940年进入中国银行伦敦分行担任出纳，日常负责为在英中国海员发放工资。她看到不少海员拿到工资后挥霍享乐，便常常规劝他们不要忘记国内的家人，还主动为大家减免汇款手续费，尽可能帮大家把钱寄回祖国。

　　1944年抗战最关键的阶段，中行伦敦分行发起抗日募捐活动，多利发现负责官方募捐的人员私吞善款，还把红十字会的募捐箱挪到角落，她便悄悄将两个募捐箱调换了位置，这件事让她面临被解雇的风险。此时，毕业于清华大学的中国同事刘本堃站出来为她据理力争，在全体中方雇员的支持下，多利最终得以留任。两人也因这次事件彼此欣赏，1949年在伦敦结为夫妻，多利为自己取了中文名“刘道蕊”。

　　新中国成立后，刘本堃作为中行伦敦分行的进步骨干，带领几名同事成立起义小组，冒着生命危险封存银行资产，成功保护了全部在伦敦的国有外汇资产，完整移交新生的人民政权。为了和丈夫一同回到中国参与建设，刘道蕊毅然放弃英国国籍，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历经十年等待，1967年夫妇二人带着孩子回到阔别24年的祖国，第一件事便是变卖英国的公寓，将所得的1.2万英镑匿名汇出，这才有了开篇的故事。

　　1997年，银行工作人员将连本带息的存折送还给刘氏夫妇，可两人却坚持不肯收回这笔他们早已决定捐给国家的钱。几番协商后，银行提议将这笔钱设立为“刘本堃基金”，用于奖励中国银行的优秀青年员工，老两口才最终同意。  裘伟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