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夏，邓小平作为党中央秘书，筹备并参加了八七会议，他第一个来到开会的地方，接待代表，安排食宿，负责安全。他最早进入会场，最后一个离开。紧急会议只开了一天，他却在那里整整呆了六天，他所做的工作为会议顺利召开和圆满结束起了重要作用。”

　　八七会议是邓小平参加的第一次中央级别的重要会议。自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1980年，邓小平七次回忆八七会议，为八七会议研究、会址考证复原、纪念馆的建立发展等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明确开会地点

　　因为八七会议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召开的紧急会议，会场临时使用，会后不留痕迹。因此，有关这次会议的许多基本情况没有文献记载，留下许多谜，给后来的研究工作带来一定难度。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中国共产党历史陈列》，展览中把八七会议说成是在九江召开的。周恩来总理看了之后，提出：八七会议不是在九江开的，而是在武汉开的。随后，湖北省博物馆根据文化部文物局的指示精神开始在武汉调查八七会议会址。

　　他们请来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的哥哥杨葆青（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在汉的许多办公房屋是他经手租用的）。但是，因会议是高层保密会，杨葆青来汉并未能找到会址。当年筹备八七会议期间，邓小平与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同住在汉口德林公寓（现天津路与胜利街交汇处），所以杨之华知道此事后就去询问邓小平。邓小平对杨之华说：会议是在苏联顾问洛卓莫夫家里开的。这是建国后邓小平第一次谈到八七会议。虽然简单，但他肯定会议是在汉口召开，明确了开会地点是在苏联顾问家里。

　　系统回忆会议情况

　　1972年，为了弄清八七会议的基本情况，武汉市文物部门拟了一份征集提纲送到中央办公厅，希望通过邓小平了解那段历史。9月22日，谪居在江西新建县的邓小平，亲笔写了一份回忆材料回答所提问题。在这份材料里他写道：“关于党的八七会议，当时我是党中央秘书，是参加了的。当时由于汪蒋合作反共，白色恐怖严重，所以会议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举行的”，“我记得这次会议是在汉口德租界一个俄国人家里开的，……是在楼上开的。到会的大约只有二十多人，分两三天由交通分批带至会场，到后即睡在那里，不能外出，会后又分批撤走，吃的是干粮（面包）等”，他还回忆了参加会议有哪些人，会议由谁主持，主要内容是什么等等。对记不清的问题（如政治局是如何改选的），他明确写道：“我记不得了。”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笔忆八七会议。这份珍贵回忆材料与后来陆定一、李维汉的回忆相互印证，对会址的最终确定和会址的复原起了重要作用。1976年，八七会议会址初步恢复原貌，暂作内部开放。

　　确定会场情况

　　1972年11月，邓小平参观了井冈山革命旧址。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展厅，当看到八七会议会址的照片时，他不由自主地反客为主，向身边的陪同人员介绍起这次会议的有关情况。

　　1978年，武汉市文物部门为了更准确地再现八七会议的历史，将拟复原开放的会场拍成照片，送请邓小平审定。此时，邓小平已是第三次复出，工作十分繁忙。3月25日，时任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文教办主任的邓垦向在京筹备八七会址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转达邓小平对复原陈列方案的意见。邓垦说：“昨天我见到小平同志，请他看了八七会址复原的照片。根据他的回忆，参加八七会议的人员是分三批进入会场……他强调说：搞这个纪念馆就是为了革命传统教育，宣传会议解决了什么问题，完成了什么历史任务。复原要体现当年艰苦奋斗的精神。”邓垦还转达了邓小平对会场的布置及桌子、凳子等具体问题的意见。

　　武汉市文物部门根据邓小平的回忆并参考其他当事人的记忆，进一步修改、完善，复原会场。1978年8月7日，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举行隆重的落成典礼，正式对外开放。

　　1980年5月20日，邓小平亲笔题写了“八七会议会址”六个大字，寄往武汉。7月15日，邓小平故地重游，重返八七会议会址。在现场，他不但对会议的记录、会议的翻译、代表名单、共产国际代表、他当时的身份等问题一一作答，还对何时决定召开这次会议、会议的报告、各地武装起义等问题一一作了介绍。这时的邓小平已是76岁高龄。53年前的那次重要会议在他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赵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