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

　　大年迫近，思母之情频频触动我心。

　　想念大多来自触景生情。当甜甜、黏软、带着亮亮的枣儿的腊八粥进入口中，当朋友们寄来花枝、香茶、鲜果和种种应时的物品时，习惯的第一反应是，马上把其中最好最新鲜最招人喜欢的挑出来给老娘送去。哄老娘高兴，从来都是做儿子的事。可我现在把它们送到哪里？自打今春，浩荡的人间已经不再有母亲，跟着便跌入一片有如此刻窗外的天地一样的空茫与寒凉。我懂得了，只有生离死别才是真正的人生之痛。

　　我和我长辈的人都把过年太当作一回事。每每在这岁月流转、辞旧迎新的日子，总要放上太多的心意：祈福、求安、祝愿，以及种种超现实的理想和如花一般的愿望。没人教过我，人人都是如此。年是潜在国人血液里的一种东西，一种文化心理与情感，一种基因，逢到岁时就要发作，就要“回家过年”。因而，在过往的八十年的每个除夕，铁定都要陪着母亲吃年夜饭。

　　留在少儿时代的记忆中，每一个年都是从偷吃灶王龛上又甜又脆的糖瓜——那种“偷吃禁果”的快乐中开始的。由此，母亲带着一家人“忙年”——扫房、擦窗、贴春联、备年货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百姓家的年不一定鸡鸭鱼肉，此刻人们的“年心理”是尽量把岁时的物品筹措齐全，似乎这寓意着来年的日子不会缺衣少食。这种“年心理”在我心中扎根很深，使我成家之后，逢到过年，都要帮母亲“忙年”，想方设法备齐过年应用的物品。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艰难，一边是社会的物资的匮乏，一边是手头拮据，但也要用两头水仙，一小碗肉，一碟油炸花生，几条柳叶般的银鱼，半瓶酒和自书的福字热热闹闹地凑足了年的景象。然而，清贫从来不会减少过年时人们心中的盛情。年的盛情是对生活的热望。为此，母亲留给我的许多深刻的笑容都是在这样贫瘠的年的背景上。到了母亲晚年，生活好起来了，逢到腊月，我都会写一个单子，把岁时必备的物品详细列出，然后按照单子给母亲一样样买来，一样样送去。之所以一样样送去，是为了要看到母亲一次次高兴的样子。直到大年之夜，岁货齐备，一样不缺，心里便有一种满足感甚至是“成就感”呢。

　　这样一种早已成为内心与行为的方式，在母亲已然离去的世界里，会是怎样一种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