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早上7点22分，从唐山出发的D8802次列车停靠北京站，早已在车门口等待的陶佳妍努力将身体前移，第一个迈出车厢，以最快的速度穿越人群坐上北京地铁2号线。她要在8点左右抵达学校，协助老师完成学员签到、递送话筒、维持课堂秩序等工作。

　　在北京师范大学，44岁的陶佳妍是一名在读硕士研究生，为了“蹭”到学校周末开设的家庭教育培训课，她每周通勤，从唐山家里赶到北京，做“实习助教”。

　　走在北师大的校园里，陶佳妍所遇到的大多数同学，年龄可能连她的一半都不到，这些年轻人的人生刚刚开启，而她正在努力“重启”。

　　寻求职场“重启”的女性

　　中央财经大学展开的一项调研显示，到2021年，我国城镇劳动力平均年龄达到39.16岁。像陶佳妍这样超过40岁、通过求职、培训、职业资格考试寻求职场“重启”的女性，并不罕见。

　　今年元旦刚过，47岁的卫薇安顶着一头漂染成亚麻灰色的头发，踏进上海一家律师事务所。像其他20多岁、大学刚毕业的年轻实习律师一样，她接受指导律师的安排、起草法律文书、坐在法院的旁听席上听庭审。

　　8个月以前，她还在一家主营服装零售的外企担任运营总监，忙碌在销售一线。“带过十几人、上百人的团队，我更能感受到领导想要什么样的实习生，那就是尽量做好自己的事情。”卫薇安说。成为大龄实习生确实令她有点尴尬，但她更难忘4年前的挫败感。

　　她从小就是优等生，自认为前20年的职场生涯一帆风顺。2019年，她跳槽刚4个月，就被迫离职，一度陷入强烈的自我否定情绪中。

　　经历人生中第一次失业，卫薇安想不通一直优秀的自己为何“没有接住”，也担心女儿国际学校的学费和家里的房贷，“觉得对不起孩子和家人，没法给他们最好的支持”。

　　几个月后，卫薇安报名了国家司法考试。20多年前，她从法学专业本科毕业，如今想借助“老本行”争取一份“能干到70岁的工作”。

　　在毕业这件事上，陶佳妍自认为没退路。3年前，她刚入学，因为“课程方向和当初想象的不一样”申请过一次休学。后来，她在丈夫和儿子的鼓励下重新返校，“好不容易考上研究生，如果放弃就什么都没有了”。

　　人到中年再学技

　　佑洁今年43岁，原本和丈夫在上海工作，丈夫是程序员，她做市场销售。2014年，夫妻俩带女儿迁至澳大利亚墨尔本，丈夫还在编程，佑洁至今已换了3份工作。

　　没生二胎前，她曾供职一家中国人创办的企业。“市场营销在澳大利亚竞争很激烈，当时我的英语还不是太流利，工资相对也比较低”，这份工作她打得并不顺心。

　　2018年，佑洁生下儿子后辞职，在家照顾两个孩子。儿子两岁大时，她开始留意一些招聘信息。

　　2020年年初，她关注到墨尔本对永久居民提供免费线上培训课程，佑洁学习并获得了学前儿童护理和教育文凭，随后入职了当地的一家幼儿园，主要照顾两岁以下的孩子，“接送儿子上幼儿园也比较方便”。

　　孩子们从蹒跚学步到奔跑自如，佑洁内心的“不安分”也在反复涌动。“只要在教室里就停不下来”，每月拿到手的薪水也远远不及澳大利亚的平均工资。

　　尝到免费培训带来的甜头后，佑洁对相关信息保持关注。一天，一则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为30岁以上人群提供免费数字培训的信息吸引了她的注意。

　　养育两个孩子的经济压力，让佑洁不敢贸然“脱产”去学习。陆陆续续自学并获得一些证书、通过培训测试后，佑洁才敢再次辞职，接受为期3个月的全职培训。

　　每个年龄段都有适合做的事情

　　在墨尔本的一家大型金融企业，佑洁成为IT云计算实习生已经180多天了。没有特殊情况的话，每周两天，她安顿好10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后，都会坐着火车去市中心的办公室上班。这名大龄实习生的转行之路并不容易。澳大利亚法律禁止职场年龄歧视，但佑洁简历上的“工作经历”很清楚。眼下的这份工作，是她在3个月密集的培训课程结束后，又投了很多份简历才被邀请面试的。

　　“培训结束后就能进入这家规模较大的公司实习，对我来说是挺幸运的事情。”佑洁解释，澳大利亚的不少企业在招聘时会平衡男女雇员的比例，也试图突出多元的文化背景。但就她所在的小组而言，目前的十几名正式成员，基本是男性。作为大龄实习生，佑洁还留意到公司有五六十岁的同事。

　　受访的几位母亲表示，“最近找的工作都没有年龄限制，每个年龄段都有适合做的事情。”  张亚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