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日前，日本外相林芳正访华，双方在会谈中多次提到该条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全文虽不足1000字，但从酝酿到缔结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日方难下决心

　　1974年12月初，日本政坛响起一声霹雷：田中角荣首相因涉嫌美国洛克希德行贿案辞职，三木武夫上台组阁。三木上台伊始就表示要“促进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但是，在三木任内，中日缔约谈判经过几十个回合却无果而终。双方的主要分歧是要不要在条约正文中写进“霸权”条款问题。“反霸”条款是中日发表《联合声明》时已达成一致并写进《联合声明》中的，但起初日方提出的条约草案中却根本没有“反霸”内容；后来，他们又提出把“反霸”条款“以某种表达形式写在前言里”。中国政府则主张，应完整地，即把这一条款的两层意思写进正文里。

　　1976年12月24日，福田赳夫出任首相，随后三次传话表示缔约意愿，但强调要“双方意见一致”。由于其传话都是话中有话，中方在重申关于缔约的原则立场后表示：福田首相是否下决心是关键所在，既然还没有下决心，认为时机不成熟，中方可以也只能等待。

　　邓小平多次敦促

　　1977年9月初，复出后的邓小平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议长滨野清吾。在谈到缔约问题时，邓小平敏锐地抓住福田赳夫在施政演说中表示要推动缔结日中友好条约的动向，不无风趣地说：“既然福田首相声明要搞这件事，我们期待他在这方面作出贡献。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所谓一秒钟，就是两个字‘签订’。”

　　中国领导人的决心很快传到了日本，极大鼓舞了一批坚持中日友好路线的日本各界活动家，这就为双方谈判向前推进按下了“加速键”。

　　此后，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前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和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时，都清晰地表达了中方立场。

　　4月1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通过他继续就霸权问题做福田政府的工作。邓小平指出：“条约中写入反对霸权，无非有两个含义：一是中日两国都不在亚太地区称霸，我们愿意用这一条限制我们自己，至于日本，由于有历史的渊源，写上这一条，对日本改善同亚太地区国家关系是有益的、必要的；二是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这一地区谋求霸权。日本反对在条约中写入反霸条款，是因为怕得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其实，反霸条款是美国人写进中美上海公报的，所以，说得清楚一点，是怕得罪苏联。难道中国人民、日本人民还愿意和苏联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吗？”

　　两国关系的新起点

　　经过邓小平的多次敦促和推动，缔约谈判于1978年7月21日下午在北京继续举行。

　　此后，中日双方举行了多次会谈。8月9日上午和下午，中国外长黄华在与日本外相园田直进行了两次会谈。黄华按照中央的指示，表示为使双方的谈判一举达成协议，中方原则同意日方8月7日提出的建议，即在“反霸”条款上加进“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的内容，并同意在“反霸”条款上增加“其他任何地区”的字样，强调这是中国方面所作的又一次重大努力，“希望阁下不虚此行”。

　　韩念龙副外长和佐藤正二大使根据两国外长达成的原则协议，于8月10日上午就条约的条文措词进行具体磋商，并在11日上午举行的事务级谈判班子全体会议上，就条约的全部问题达成协议。

　　8月10日下午，邓小平会见园田直和日方谈判班子的全体成员。会见中，邓小平强调：“虽然这次写入条约的反霸条款文字上作了些修改，但保留了精神实质。我完全同意园田直外相说的，这个文件不但是我们过去两国关系在政治上的总结，也是我们两国关系发展的新起点。”

　　8月12日晚上，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灯火辉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这里举行了签字仪式，黄华外长和园田直外相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作为国家领导人战后首次正式访问日本。这次访问，是为了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也是邓小平在酝酿中国现代化大战略的过程中所做的一次考察、取经和向日本发出强烈的合作信号之旅，对中日关系的推动，对中国后来的发展，其作用难以估量。　　王泰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