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德之死”到“普雷蒂之死”，在相距不到两公里的地方，相隔17天，美国联邦执法部门接连夺去两条人命。“古德之死”和近6年前的“弗洛伊德之死”，同样也发生在相距不到两公里的地方。执法暴力已令美国社会从“无法呼吸”走向“漫长窒息”。

　　美国暴力执法问题由来已久，在与种族歧视、贫富分化、枪支泛滥和制度性偏袒等社会积弊的相互交织下，沉疴难解；在共和、民主两党相互攻击、谋求政治利益的党争中，愈演愈烈。西班牙《起义报》网站评论：“暴力，美国的组成部分”。

　　“街头屠杀” 一再发生的执法暴力悲剧

　　“他很温和，善良，特别有同情心”“他总是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

　　1月25日，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居民在寒风中悼念被枪杀的亚历克斯·普雷蒂时，这样评价这名重症监护室护士。前一天，37岁的普雷蒂被美国执法人员枪杀。

　　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称，普雷蒂当时携手枪靠近正在执勤的联邦执法人员，后者遭“暴力抵抗”后“防卫性开枪射击”。然而，目击者拍摄的视频很快拆穿谎言：普雷蒂手中拿着手机，没有画面显示他持有武器。

　　这已是明尼阿波利斯市本月第二起移民执法致死事件。7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人员开枪打死美国公民蕾恩·妮科尔·古德。古德被射杀地点距离2020年5月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跪颈执法”而死的地方，仅有约1.6公里。

　　联邦执法人员的暴力执法点燃明尼阿波利斯市民众怒火。当地民众痛诉，“这是街头屠杀！”“冷血处决令人毛骨悚然……必须立即停止联邦暴力执法！”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莉迪娅·波尔格林刊文：“在明尼阿波利斯，我看见一场内战。”

　　“对于我们居住在明尼阿波利斯市附近的居民，ICE暴力执法行动让我们恐惧和愤怒。”明尼阿波利斯市民亚当·明特说。

　　明特所说的ICE，在2003年由美国移民和归化局（INS）等机构整合而成，目前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最大的警察与海关机构。德国《每日镜报》网站报道，去年夏天以来，ICE执法人员在31起事件中使用枪支并造成11人伤亡，另有32人在羁押期间死亡，目前有约7万人被关押在ICE的拘留所。

　　ICE只是美国执法暴力的冰山一角。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研究显示，美国每年约有25万人在执法过程中因不当执法行为受伤，另有600余人死于执法人员之手。据美国“警察暴力地图”网站统计，2025年，美国警察共造成1314人死亡，全年只有6天没有出现美国警方致人死亡案件。

　　“恶性循环” 执法暴力的历史与社会根源

　　美国执法暴力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并与种族歧视、贫富差距、枪支泛滥等问题相互交织，形成“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

　　美国的执法和警察制度可以追溯到18世纪。当时，美国南方出现由白人组成的奴隶巡逻队，负责追捕从种植园逃跑的黑人奴隶。奴隶巡逻队在追捕过程中被允许使用鞭打等暴力手段。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网站刊文指出，美国现代法律体系深深根植于奴隶制。

　　这样的历史根源，让美国执法体系从诞生起便带有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19世纪，随着美国城市化高速推进，犯罪问题成为城市治理一大难题。1838年，美国第一所警察局在波士顿成立，其目的是消除白人群体对治安问题的担忧。

　　执法体系中的种族主义让暴力执法长期存在并延续至今。据统计，从2013年至今，美国黑人因警方执法致死的概率是白人群体的2.8倍。“弗洛伊德之死”曾掀起美国数十年来最大规模抗议和骚乱，但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民调显示，5年多过去，近9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警察与黑人间的关系并未改善甚至变得更糟。

　　贫富差距是透视美国执法暴力的另一视角。美国警务公平中心研究员贾斯廷·费尔德曼指出，美国贫穷白人也面临执法暴力威胁。社区人口贫困率与警察暴力致死率成正比关系，最贫困社区比最富裕社区的警察暴力致死率高出3倍多。

　　美国执法体系中的种族与阶级偏见揭示，暴力执法是美国社会制度性不平等的延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刊文说，历史和现实表明，美国警察维护的是“白人至上主义、经济等级制度以及边境限制”。而“边境限制”正是“古德之死”的关键词。

　　“豁免护身符” 难上加难的暴力执法问责

　　近年来，美国社会对暴力执法的投诉屡见不鲜，但受惩罚的执法人员寥寥无几。普雷蒂遭射杀后，联邦政府第一反应即是为执法人员辩解。美国犯罪学家塞缪尔·沃克直言，美国执法体系最大失败是无法对滥施暴力建立持久性问责机制。

　　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司法体系为执法人员打造了免责“护身符”。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82年确立对公职人员的“有限豁免权”法律原则，规定警察等公职人员的伤害行为，只要不违反“一个理性人应该知晓的宪法和法规”，就可以免责。这一规定存在诸多模糊之处，使法官在具体案件判决时有较大解释空间，在司法实践中一般要求必须有“情节完全一致的判例”，才能判定执法人员违法。因此，法官在审理这类案件中鲜少作出违法判决。

　　除司法“护身符”外，美国的执法机构体系也弱化了问责机制。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报告显示，美国警察机构分联邦、州、县、地方四级，各级机构相互独立、自主权极大，这也导致联邦层面的问责体系形同虚设，连不当执法的信息都难以掌握。

　　“仇恨撕裂” 党争极化下的执法暴力

　　从“我无法呼吸”，到“为古德伸张正义”，再到“喊出普雷蒂的名字”……愤怒一次次在美国上演。暴力执法问题始终未能解决，背后是一个深陷党争漩涡的美国。

　　两起射杀事件后，两党在事件定性、调查权限上各执一词：特朗普政府及共和党阵营将普雷蒂和古德定性为“本土恐怖分子”“职业煽动者”等，而民主党则谴责执法者滥用暴力，双方互指对方应承担责任。

　　有美媒评论，在移民问题高度政治化的当下，共和党需要为其“强硬执法”寻找辩护依据，民主党则把“暴力执法”塑造为攻击特朗普政府的靶子。随着中期选举临近，两党都急于证明自身立场的正当性，借此推进自身议程、拉拢摇摆选民，而公共安全再次沦为政治算计的牺牲品。

　　两党对立加剧社会戾气，也为暴力执法埋下祸根。正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普雷蒂之死’与其说是一起孤立事件，不如说是一系列矛盾问题累积的结果。”本版文图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