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仲

　　长篇小说《恰同学少年》改编自同名电视剧，自出版后已多次印刷，深受读者欢迎。

　　小说以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的读书生活为主线，展现了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杨开慧、陶斯咏等进步青年的成长历程。昂扬向上的基调，透着敢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与情怀，洋溢着为理想而奋斗的激情，契合了毛泽东在《沁园春·长沙》中的感慨。但这部小说绝不是单纯的红色励志作品，这些进步青年思想上的逐步成熟，离不开一位位师者的倾心引领。他们传道授业解惑，如一束束光，为年轻学子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在这部基于历史记忆与艺术想象的文学作品中，作者秉持严谨的态度，用细腻的笔触，真实还原了一位位有着救国救民情怀师者的所思所想和音容笑貌。他们学识渊博，恪守师道，虽然个性不同，但极富人格魅力。

　　1913年，毛泽东为求学一事从长沙返回韶山，父亲毛贻昌拒绝再提供学费并训斥他：“你自己算算，半年不到，你换了好多学堂？有哪个学堂你待满过一个月？”所以，毛泽东回长沙考入第一师范并安心求学，虽有经济上的原因，但根本原因是他喜欢这所学校。1936年，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毛泽东之所以喜欢这所学校，首先得益于校长孔昭绶的办学理念。在与毛泽东等新生谈话时，孔昭绶阐述了自己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那种关进书斋里，埋头故纸堆中做些于国于民无关痛痒的所谓之学问，不是我湖湘学派的特点。湖南人读书，向来只为了两个字：做事！做什么事呢？做于国于民有用之事！”他鼓励学生关心时事政治，提倡学生开展社会实践，宽容对待犯错误的学生，奠定了激励学生奋发图强的良好基础。孔昭绶能够将杨昌济、袁仲谦、徐特立等一批优秀教师聚集在第一师范，也正应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古语。

　　如果说孔昭绶是富有理想和激情的教育改革家，那么杨昌济就是学贯中西、思想开明的教育家。毛泽东入学考试的文章应不应该排第一，就像一块大石头投入了平静的水面，在老师中激起轩然大波，是杨昌济慧眼独具，读出了毛泽东的不同凡响：“文采华章，固属难能，而气势与胆识，才是天纵奇才之征兆！此子笔下虽粗糙，胸中有丘壑，如璞中美玉，似待磨精钢，假以时日，当成非凡大器，非凡大器！”针对毛泽东偏科严重的问题，杨昌济也向其他教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的着眼点，从来不仅仅局限于个人之修身成才，而是把自己的学业，自己的前途、未来，与社会之发展，国家之兴衰，民族之未来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学生，你怎么可能用僵化呆板的应试教育来框死他，怎么可能要求他面面俱到、门门全优？”一席话，直指应试教育的弊端，振聋发聩。杨昌济有着“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理想，他不仅给予毛泽东极高的评价，还在学习、生活等方面言传身教，当然也少不了严厉批评。当毛泽东与袁仲谦就如何作文发生冲突时，正是杨昌济的批评教育使毛泽东认识到了错误。

　　袁仲谦绰号“袁大胡子”，虽然有些守旧专制，但治学严谨，是造诣深厚的国学大家。他也非常器重毛泽东，经常邀请毛泽东到宿舍介绍必读的古典文学作品，亲授读书、写作法则。袁仲谦点评毛泽东“梁启超体”的作文“锋芒太甚，须重含蓄”，毛泽东因此只得改变文风，转而钻研韩愈的文章。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多亏袁大胡子，我学会了古文体，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袁仲谦去世二十年之后，毛泽东于1952年为他题写墓碑“袁吉六先生之墓”。

　　徐特立生活俭朴，治学有方，授课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是深受学生喜爱的平民学者。小说中有一段徐特立吃学生剩饭的情节，描写十分传神，凸显了徐特立的高贵品格。他所倡导的“不动笔墨不读书”，也成为毛泽东坚持一生的读书方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革命陷入困境前途未卜的1927年5月，徐特立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1月，徐老60岁生日，毛泽东在贺信中深情写道：“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北去的湘江带走了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承载着岁月积淀的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已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光没有模糊历史，那一位位师者的风采，依旧留在古朴的校园，清晰如昨，让后人心生敬仰。他们的胸怀，他们的气度，他们的精神，自是教师的榜样，也同样是我们每个人的榜样。

　　作者简介：李仲，青岛琴岛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