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磊

　　“头戴盛锡福，脚踏新盛泰，手戴亨得利……”这段老青岛人朗朗上口的顺口溜，是青岛城市记忆中的辉煌一瞥，帮我们回忆起那些曾在青岛商界独占一方的老字号们。

　　老字号的背后，是20世纪初在青岛扎根立足的商人群体。他们来自中国的天南海北，以同乡为纽带在青岛形成一个个实力庞大的商业团体。

　　动荡乱世，商海沉浮。旧时青岛的各大商帮见证了青岛城市的成长，他们在商海中睥睨天下，于乱世里纵横捭阖，书写了一段激荡的往事。

　　财富新热土 

　　岛城商界“三足鼎立”

　　19世纪末，西方列强的频繁入侵给清王朝造成了严重的海疆危机，清廷在组建近代海军的同时加强了沿海各口岸的防备力量。1891年，清廷命章高元率四营清兵移防胶澳，青岛建置自此开始。

　　截至1897年，青岛口仍是一个传统经济为主的地区，据同年出版的《海云堂随记》记载“本口原有商铺四十九，今为六十五家……一荒陋渔村，一变而为小市镇”。1897年，德国借口巨野教案中两名传教士被杀，悍然出兵胶州湾地区，次年中德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德国强租胶州湾。

　　随着德国宣布青岛作为自由港对全世界开放，外地商人循着商机纷纷来到青岛，其中尤以山东商人为甚。地理邻近青岛的胶东各县是在青山东商人的主要来源地，形成了黄县（今龙口）、掖县（今莱州）、即墨三个主要山东商人群体。

　　20世纪初，黄县商帮是在青山东商人中实力最强的，通过振昌德、东兴祥等商号垄断了青岛的纱布产业，在杂货、印染等行业黄县帮也有较强影响。黄县帮地位的奠定，离不开其灵魂人物——傅炳昭。

　　傅炳昭1865年生于黄县，早年赴南洋商业考察，还曾在日本经商。青岛建置后傅炳昭来到青岛，在总兵衙门（今人民会堂）附近开办源泰商号经营杂货。德国强租青岛后，傅炳昭自学德语并在大鲍岛开设祥泰商号，为德国洋行充当中间商，通过采购土产并推销五金洋货积累了大量财富。凭借着经济实力，傅炳昭逐渐成为青岛商界的头面人物之一，曾协助推进胶济铁路建设。

　　另外，以济南章丘孟氏兄弟（谦祥益、瑞蚨祥的创办人）、即墨陈氏、湖岛的胡存约等人也是山东商帮里的重量级角色。1902年，傅炳昭、胡存约等人组织山东籍商人成立山东会馆，山东商人群体在当时的青岛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

　　除了山东商帮，“三江”商帮是青岛的另一重要商人群体。清初设立江南省（后分为江苏、安徽两省），与江西并称两江。

　　青岛开埠后，大批两江三省商人来到青岛，他们与在青浙江商人构成了三江商帮。其代表人物丁敬臣、周宝山等人在1905年成立了三江会馆，维护苏皖浙赣四省在青商人利益。丁敬臣是江苏扬州人，因掌握外语且熟悉洋务，于1900年被德国禅臣洋行青岛分行（今馆陶路5号）聘为买办。此后他开办悦来、丁敬记、悦升煤矿等公司，经营煤炭、进出口贸易、航运业、旅店业等。商业上的成功让丁敬臣深受德国统治当局重视，成为青岛三江商帮的领袖人物之一。

　　除了山东商帮、三江商帮，青岛的财富热土上自然少不了商业嗅觉敏锐的广东商人。最早一批粤商在1900年前后来到青岛，粤商主营是为南方代购山东土产、代销洋货，著名商号有景昌隆、广有隆等。

　　随着粤商数量增多，1906年大成栈（位于潍县路）经理古成章与何永生、莫季樵（怡和洋行、太古洋行青岛分行的买办）等人成立了青岛广东会馆，负责向在青粤人提供帮助。之后，春和楼的所有者、天津商人朱子兴带领河北籍商人加入山东会馆，进而形成了齐燕会馆。同年，三江会馆、广东会馆（均位于今四方路10号）馆舍相继建成，胶澳总督都沛禄、清朝山东巡抚杨士骧出席落成典礼。齐燕、三江、广东三大商帮“三足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

　　竞争与合作

　　闯青岛的商帮和同乡会

　　青岛开埠后，经济快速发展。强租青岛的德国人管控能力有限，不得不倚重在青岛极具影响力的商帮承担一部分社会管理职能。

　　为了捍卫华商利益，各大商帮经常联合起来对抗德国人。傅炳昭等人就联合其他商帮抵制德国人拆迁天后宫，最终保住了这座寄托了中国人精神信仰的建筑。

　　在青商人于1902年成立中华商务总局，设董事12人，其中山东籍6人、外省籍3人、洋行买办3人。傅炳昭、古成章均为该局董事。

　　1908年，德国统治当局提高了华商在港口卸货的缴费标准。中华商务总局组织了大规模抵制德货和罢市运动，德国人最终妥协。

　　随着华商实力的壮大，1910年，青岛商务总会取代了中华商务总局，傅炳昭出任首任会长。

　　德国人任命青岛商务总会中的四名华商担任“预备参议”，此时三大会馆已经成型，根据各商会影响力最终规定齐燕会馆2人、三江会馆、广东会馆各1人担任参议。

　　各商帮在竞争的同时也注重合作，例如，广东会馆会长古成章购入博山路——海泊路地块进行开发。之后，古成章将该地段转售给三江会馆会长、周锐记经理周宝山（浙江慈溪人），周宝山在此盖起了多座里院建筑，其中就包括如今网红打卡地——广兴里。

　　1912年9月，三大会馆联合青岛各界邀请孙中山来青，三江会馆副会长丁敬臣在三江会馆用青岛啤酒接待了孙中山。当晚孙中山又来到广东会馆，与香山县老乡、广东会馆会长古成章畅谈时局。邀请孙中山访青体现了青岛商人的爱国热忱，鼓舞了青岛人民反抗侵略的民族意识。

　　1914年，日本击败德国强占青岛。1916年，青岛商务总会改组为青岛总商会，会董32人, 在会商号180个，三江商帮的丁敬臣接替傅炳昭出任会长。丁敬臣与日本人保持了适当距离，而山东掖县商帮的刘子山快速崛起。

　　刘子山早年家境贫寒，曾学习德语在德国商人的企业中工作。1910年他在青岛开办福合永杂货行及福合永、海西等窑厂。他还收购永利号汽车行与永利号铁工厂，经营汽车进口与客运。日本占领青岛后，刘子山资产规模继续扩大，他在青岛创办东莱银行，并在济南、天津、上海等地开设分行。

　　刘子山还在青岛大量购入地产，时人称之为“刘半城”。他与前文提到的傅炳昭、丁敬臣以及栖霞人李涟溪并称“青岛四大家族”。由于与日本占领当局关系不佳，丁敬臣在后来的青岛总商会选举中失利，会长之位被刘子山控制的东莱银行总经理成兰圃（黄县籍）获得。

　　1922年青岛主权回归后，掖县商帮的实力继续增强。除了垄断青岛的草辫业，掖县商帮在服装（如掖县人刘锡三创办盛锡福）、手工业也大有作为。掖县人王乡斋兄弟开办的义聚合钱庄（中山路82号）吸收存款的能力居青岛之冠。上世纪20年代后，掖县帮还垄断了青岛的杂货业。

　　除刘子山，宋雨亭是掖县帮另一重量级人物。宋雨亭1884年生人，13岁来青岛读中学，后进入其四叔开办的瑞记商行习商，同时学习英语、德语。之后接任瑞记商行经理，后兼任英商怡和洋行买办，德占时期出任中华商务总局董事。宋雨亭筹建了青岛掖县同乡会，之后又出任胶澳电气董事和私立青岛大学校董。1927年，青岛总商会进行了第六届改选，宋雨亭当选会长，此时在会商号增至372个。宋雨亭在会长位置上一干就是10年，任期居历任会长之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青岛各大商帮在合作竞争中，大致划分了各自的“商业领地”。如属于三江商帮的宁波帮（会馆旧址位于今定陶路小学），在三江帮垄断青岛服装业的背景下，宁波帮不仅做大了西装业生意，还为青岛人带来了亨得利、宏仁堂，同时开创了青岛历史上的多个第一。如当时中国最大的冰蛋厂——茂昌、青岛最早的华人照相馆——天真照相馆等。

　　除了商业活动，由于当时城市基层行政组织的缺失，商帮同乡会组织发挥了管理、教育作用。比如凡有粤籍老乡有困难，广东会馆保证没饭管饭，没衣发衣，如失业便帮助找工作，想回乡则资助路费。商会还出资兴办学校，广东会馆还在双山购买15亩土地建立广东公墓，用以安葬粤省人士。各个商会还会不定期组织游艺会，为赈灾等事项筹款。

　　动荡与新生

　　续写新的商业辉煌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于1938年再次侵占青岛，三大会馆的运行受到影响，齐燕会馆甚至被日军征收变成了兴亚俱乐部。华商遭到日本的掠夺欺凌，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民族危难之下，商人群体的表现呈现出两面性。

　　傅炳昭、刘子山等人避居外地，日军查封宋雨亭资产，迫使其出任青岛维持会会长。宋雨亭严词拒绝并携家眷逃往上海，靠做小买卖维生。丁敬臣则投靠了日本人，获得了青岛的煤炭、食盐等产品专卖权。

　　此外，青岛救济院理事长邹道臣、义聚合钱庄副经理王乡斋、谦祥益副经理时品三、崂山烟草常务董事乔智金等人也在日伪部门出任职务。

　　抗战胜利后，丁敬臣等人因汉奸行为被捕。因战争而停摆的三大会馆及各地商帮准备“再开张”，但“财富神话”难以再现。

　　新中国成立后，老字号们迎来新生，公私合营的盛锡福、谦祥益、亨得利成为一代青岛人的记忆。随着中山路片区的复兴，大量华商在青岛的故事被挖掘出来，与大鲍岛、老街里的一座座老建筑奏响历史的二重奏。

　　那段承载着无数财富梦想的商帮往事，伴随着历史的脚步成为青岛城市的一段记忆。动荡时局下的商海沉浮已成过往，如今的青岛依旧是一片充满财富梦想的热土，来自海内外的商人乘着时代发展的大潮，在青岛续写着新的商业辉煌。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