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干

　　案头这本《王干青春诗抄》还散发着海峡文艺出版社新书的油墨味，封面题字是王蒙先生写的，苍劲里带着少年气。谢冕、陈晋、张平作序，翻开来，三辑诗稿逆着时光排：首辑“后青春诗情”，次辑“青春诗抄”，末辑“水上诗叶”——1979年到1982年那个油印本里的小镇青年，正隔着四十多年的风，和2016年后重拾诗笔的“知天命者”隔空击掌。

　　我的《青春诗抄》出版时，原只当是私人的纸上年轮，没想到在朋友圈、文学沙龙里荡开涟漪。而最让我心头一热的，是在青岛新书分享会上，王蒙先生对《致祖国》和《我的身份证丢了》都给了评语，认为后者“可以写得更好一点”。然后，九十一岁的王蒙笑着说，他也愿意再整理一本《王蒙青春诗抄》。

　　作为王蒙先生的晚辈，很幸运有机会在“青春”二字上与王蒙先生完成了一次诗的“链接”。

　　青春是诗歌肥沃的土壤，也是诗歌的第一动力。王勃写《滕王阁序》时，年方十四（一说二十五岁）。他的青春，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辽阔，是“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倔强。他甚至来不及经历中年圆融，便溺水惊悸而亡，年仅二十七岁。他的青春与诗，像一颗划过夜空的流星，因为短暂，所以光芒万丈。这告诉我们：青春的诗，有时不需要阅历的深沉，只需要才情的纯度。

　　李白的青春，是在蜀中匡山读书、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中度过的。他的青春诗作，如《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这是何等的自信与狂傲！

　　外国诗人雪莱、拜伦都是青春诗人，我最早读到的裴多菲的那首短诗，出自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至今难忘：“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这首诗，几乎是全世界革命青年的“青春宣言”。裴多菲二十六岁战死沙场，他用生命践行了诗中的誓言。他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青春与诗”的内涵——青春的诗，不仅是风花雪月，更是血与火的淬炼；青春的爱，不仅是对个人的眷恋，更是对民族与自由的博爱。鲁迅正是因为读懂了裴多菲，才将这首小诗译介到中国，让它成为几代中国青年投身革命的精神火种。

　　而鲁迅的青春，是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展开的。他早年在日本学医，后弃医从文。他的第一本诗集《集外集》里，收录了不少青年时期的诗作。其中，《自题小像》最为著名：“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写这首诗时，鲁迅不过二十出头。与李白的飞扬、王勃的华丽、裴多菲的炽热不同，鲁迅的青春诗是冷峻的、沉重的。他不再吟咏风月，而是把笔触指向民族的灵魂。鲁迅的青春诗歌，代表了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力量。他证明了，青春的诗，不一定非要是唯美的、浪漫的，它也可以是战斗的、批判的。

　　王蒙的青春，是另一番宏阔图景。1949年后，他任共青团北京市东四区委副书记，写下《青春万岁》序诗：“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那是新中国成立初创时期青年的心跳，是“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不淡漠”的一代人的精神简史。在青岛对谈时，王蒙说：“写诗是一种精神的需要、青春的需要。人的一生就是在不断怀念青春、温习青春，为青春而痛哭、为青春而快乐。”

　　我写《里下河》，写的是水乡少年把心事折成纸船放进文字河流的模样。第三辑“水上诗叶”里，他写“水上的菜花垛/是少年一拾移动的风帆/杏黄色的风帆/在菜花垛间漂移/那个少女的眸子里映射出来的水波/溅湿了一拾的梦床”。写《致诗神》时，“我要像夜色一样将你拥抱/我要像曙光一样将你亲吻/你这黑幕里的星啊/你这颗照亮纯美的心”。这些句子不圆熟，像毛坯房，却句句带着体温，把理想、好奇与不肯驯服的热情，一笔一笔写进如今发黄的笔记本。这种“不会装、不会演”的真诚，让谢冕说出一个“动”字：走出里下河，是王干的动力，也是时代的动力。

　　谁的青春没有一首诗？那首诗可能写在稿纸上，可能刻在龟裂的田埂上，也可能在键盘的跳动中，还藏在深夜不眠的思绪里。

　　青春万岁，诗歌万岁。岁月无情，诗歌不老，不为那逝去的年华，而为那永不衰老的精神——在诗行里，在生活中，在每一个不甘平庸、渴望燃烧的灵魂里，青春永远如火，永远如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