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腐干子汤

　　王 勇

　　同学聚会，酒过三巡，大家开始叙旧。无非是谁当了局长，谁发了大财，谁的孩子出了国。我说，别谈这些了，谈谈上学时候的事吧。谈谈干子汤。

　　满桌子的人都愣了一下。干子汤？什么东西？

　　于是我给他们讲。一九八八年，我第一次进兴化城。那一年，我十六岁，从乡下到城里读中学。城北中学。西门口有个红绿灯，是当时兴化唯一的一个。我觉得稀奇，站在那儿看了半天。城里的路不比乡下，我们里下河乡下就两条路，横一条竖一条，闭着眼都能走。城里的路像蜘蛛网，七拐八拐，走着走着就晕了。

　　第一天上学，舅爷爷送我去的。第二天，我自个儿去。走到英武路和公园路交叉口，迷了。街上人多，车也多。我逮着个警察问：“警察叔叔，城北中学怎么走？”

　　警察乐了：“你怎么上学还迷路呀？”

　　我说：“我刚来，昨天是舅爷爷送的。”

　　他给我指了路。我好不容易摸到学校，放学回去又成了问题。正好听说同桌陈玉宏住西城门口，我凑上去问：“你放学能带我一程吗？我住花园村，到了沧浪路我就认识了。”

　　陈玉宏爽快道：“没问题，送你到沧浪路！”

　　这是进城以后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吃饭。

　　学校的伙食，八个人一桌，一个提亮子（木桶），里头放着各自的饭钵子。饭钵子是圆形的，上面印着红色的号码。一个汤桶，装着菜。所谓菜，其实就是汤——青菜汤、包菜汤、萝卜汤。偶尔有萝卜加豆腐，就算开荤了。最好笑的是“神仙汤”，烧一大锅开水，搁点盐、酱油，起锅前淋一勺菜籽油，撒把蒜花。说实在的，还真挺香。想吃肉？一个月有一次加餐，能见点荤腥，算过年了。

　　家境好点的同学，可以到校门口买“小碗”。这事儿，只有城里人才想得出来。我们里下河人哪有这本事？祖祖辈辈就晓得闷头种地，面朝黄土背朝天，哪想到还能做点小买卖。城里人脑子活络，看见学生娃子吃不饱，就在自家做好了菜，装在小碗里，拿到学校门口卖。五分钱、一毛钱，解馋又顶饱。

　　卖煮干子的，有个老头，姓周。大家都叫他老周。

　　老周的煮干子，一毛钱三个。搁现在，不算什么。可那时候，一斤米才一毛四分钱。一毛钱三个干子，对我们里下河来的农村孩子来说，是奢侈品。我偶尔买一次，算是打牙祭。

　　老周的干子跟别人的不一样。别人就是白水煮干子，他加了料。据说是有秘方。后来才知道，老周每次煮干子之前，先去肉铺转一圈，看有没有猪皮卖。我们里下河人有做肉圆的习惯，肉用来剁馅，猪皮不值钱，老周就买回来，和干子一起煮。没钱买猪皮的时候，就买点猪网油。炭炉子，文火慢炖，加上八角、花椒，至少煮上两三个钟头。那汤，漂着一层油花儿，香得能让人把舌头吞下去。干子吸饱了汤汁，咬一口，满嘴生香。那滋味，别的摊子上吃不到。

　　有一次，我下课晚了，跑到校门口，老周的煮干子已经卖完了。我站在那儿，眼巴巴地看着空桶咽口水。老周看见了，喊住我：“小伙子，不要走。干子没了，汤还有，给你舀点，不要钱！”

　　他舀了大半勺汤，倒进我的饭钵子里。我低头一看，汤里头居然还有三四块碎干子！不大，硬币那么大，显然是撕碎的。

　　我端着饭钵子，心里热乎乎的。回到宿舍，把这件事悄悄告诉了几个要好的同学。从那以后，我们几个就开始“瞅机会”。来早了，干子还在，要花钱；来晚了，汤都没了。得卡在那个刚刚卖完的节骨眼上，才能蹭到老周的汤，顺便捡几块碎干子。

　　这事，我们干了好多次。每次都心安理得，觉得占了便宜。老周从来没说过什么，每次都是笑呵呵地舀汤，顺手再丢几块碎干子进去。

　　聚会上，老周的儿子也在。他听了我的故事，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爸走了好多年了。现在我才知道，他每次煮干子为什么总要背着我妈，撕几块干子扔进锅里。我妈要是知道了，肯定要骂他，干子切碎了分量就少了，卖不上价。所以他偷偷地撕，偷偷地放。”

　　老周的儿子说这话的时候，眼圈红了。

　　我忽然想起一个画面：冬天的傍晚，天擦黑了。校门口支着一口锅，炭火通红。老周蹲在炉子前，两鬓斑白，脸被火映得发红。他往锅里撒了一把料，然后又撕了几块干子，扔进去。嘴里嘟囔着什么，大概是“这些孩子，正长身体呢”。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吃过淮扬菜的狮子头，吃过粤菜的鱼翅羹，吃过川菜的开水白菜。可没有一个味道，能像老周的干子汤那样，让我惦记了半辈子。

　　干子汤算什么菜？上不了台面。就是几块豆腐干，加点猪皮，煮一锅汤。可就是这锅汤，在一个十六岁的里下河乡下少年最困窘的时候，让他觉得这个世界还有温度。不是施舍，是体面地让你吃饱。老周不说什么，只是多舀一勺汤，多放几块碎干子。他懂得一个少年的自尊，也懂得什么是善意。

　　这就是里下河人的脾气。不声不响，不张扬，把好事做得像什么事都没有一样。就像这片水乡，水波不兴，底下却有千年的积淀。里下河人被水养大，性子也像水，柔软，却能水滴石穿；低调，却能载舟覆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