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 魏

　　何为良好教育？剑桥大学的彼得·曼德勒教授在《优绩主义的危机》中说，教育应是滋养众生的沃土，而非筛选竞争中千军万马争渡的独木桥；中国学者鲍鹏山在《理想的教育》中异曲同工，指出“教育的最高境界在于谋道，在于给人安装一套完备的心灵系统；陈平原则在一本《AI时代的文学教育》中提出：越是技术强大，大学越要守住AI无法取代的慢思考、生命体验和对人的体察。

　　2025年，梁鸿全景呈现当代中国青少年心理图景的非虚构之作《要有光》出圈，让全社会反思固化的压抑的教育生态系统；而另一维度，近日北大教授胡泳在一档对话节目中倡导：大学理应彻底放开年龄门槛，高等教育不应只是青少年的专利。2026年夏天的图书出版继续放大教育反思的声浪，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教育重心从知识储备与竞争内卷回归关于人的思辨与成长的变革时代，从国内到国外，从理论到实践，从学者到普通的亲历者，都在提供关于良好教育的普世样本，反思正在发生的问题。

　　不平等的大学？

　　下午5点，距离常春藤盟校普林斯顿大学公布录取结果还有45分钟，来自移民家庭的高中生莎侬·托里斯躲在公园的一张长椅上，紧张得手都在抖。为了守住年级第一的位置，她每天都学习到很晚；因为她喝了太多咖啡，咖啡因已经对她无效了。然而事与愿违，手机屏幕上赫然出现“深表遗憾”，莎侬希望通过顶级名校文凭改变命运的梦想泡汤了。

　　这是美国资深记者保罗·塔夫《不平等的大学》中的真实故事，为完成此书，他几乎走遍美国，拜访名校、参观高中、旁听辅导班，甚至去学生的家里……就像梁鸿在《要有光》中对于中学教育所做的那样，让人看到宏观叙事和数据之下，个体的酸甜苦辣。《不平等的大学》并没有把高等教育写成一个封闭的小世界。相反，塔夫不断提醒读者：大学只是把整个社会的分层、偏见和资源分配方式集中呈现出来。谁从小能上好学校，谁家有人懂申请规则，谁能花钱补习，谁敢选择有风险但回报更大的课程——这些看似发生在校园里的问题，和校园之外的世界盘根错节。

　　书中，保罗·塔夫质疑一种看似动人的改革愿景：从普通甚至贫困学校中找出少数尖子生，再把他们“空运”到精英大学。这样的机会当然宝贵，却覆盖不了数量庞大的普通学生。更根本的改变是：加大对低收入学生占比高的公立大学和社区学院的投资，让优质教育不再只是少数人的稀缺品。

　　《不平等的大学》真正能够引发我们共情的反思是，大学究竟应该筛选出少数已准备充分的幸运儿，还是帮助更多有潜力的年轻人？正如《下沉年代》作者乔治·帕克所言，“保罗·塔夫让我们了解到孩子们在这个无情、功利的社会中的处境”，并提醒我们“有必要从本书出发，开启一场对话，讨论向上爬的竞赛背后的高昂代价”。众所周知，大学文凭如今仍然可以改变命运，但如果这场比赛（也许不必如此）的哨声响得太早，一路又布满价格、信息、身份和归属感等障碍，那么它也会成为划分两个世界的界线。塔夫写下的，正是这条界线如何形成，又如何在一个个年轻人的生活里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剑桥大学教授彼得·曼德勒的《优绩主义的危机》恰恰为保罗·塔夫的调查报告提供了理论支撑，他在书中反问：当教育真的扩张了，公平就实现了吗？如果所有人都接受中等教育，越来越多人进入大学，学历越来越普及，社会是否就会变得更平等？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是教育扩张不够彻底，还是“精英”这个承诺本身就有内在矛盾？

　　两位学者共同关注的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核心困境：教育被赋予了太多解决不平等的期待，可教育本身又常常成为不平等再生产的机制。

　　在“翻土”与“夯土”之间

　　人们之所以对非虚构情有独钟，是因为它所提供的细节真实，而这其中，那些来自亲历者的沉浸式体验尤其具有感染力。

　　曾经出版过《陌生的中国人》《唐人街之味》的资深记者杨猛，在这个夏天带来他的新作《伦敦上学记》，这是他以父亲身份记录的伦敦育儿故事。故事始于2016年，为了孩子能快乐成长，逃离鸡娃，在女儿刚出生不久后杨猛举家搬到伦敦，他们很快便面临送小孩上什么样的幼儿园的问题。种种内外因素作用下，最终选择在伦敦名校区德威追逐精英教育。

　　而实际上，更换土壤并未消除育儿和升学的焦虑，他们又陷入更隐蔽的竞争体系——关于阶层、文化、心理归属及身份认同……作者以生动风趣、略带反讽的笔调讲述了十年育儿的另一种艰辛：夫妻争执、父女矛盾，其间也有“70后”父亲对自身成长过程的反思，他看到自己的童年创伤，并努力避免将它传递给下一代。而此过程中，他也在观察英国的基础教育体系以及其他华人家庭的育儿经。

　　再来看另一位旅居北德小乡村并努力做一名当地镇中学教员的中国人李茜的异域教职履历。这名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美国天普比斯利法学院法律硕士的高知在她创作的非虚构《翻土的人》中，讲述了一名中国的“问题学生”如何做德国“问题学生”的老师的故事。书中对中德教育模式的近距离观察和分析，传奇、有趣而严肃。在这里，她看到的不是教科书里的教育理想，而是一个真实运转的学校世界：清晨7点半开始的教师奔跑、填满课表的85位老师、1100名学生与44个班级的复杂协作系统，她记录下学校最细微的日常：

　　外籍学生艰难跨越语言与文化的门槛；教师在繁重教学与行政任务之间疲于奔命；学生在合作学习、项目任务与传统学科训练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学生公开讨论、合作学习与自主选择课程的空间；老师们对难民学生、患自闭症同学的包容与爱护；制度运转中的压力与局限，当然，也有学生对“外来者”的歧视与敌意……

　　她打了个比喻：如果说德国的教育是在“翻土”以提供自然自由的生长空间，那么国内的教育就是在“夯土”。这并非厚此而薄彼，而是基于亲身经验的鉴言。

　　唤醒人类本真的活力

　　从幼儿园的起跑线之争，到中小学的应试内卷，再到填报志愿时对热门与高薪专业的追逐，教育似乎越来越像一条充满疲惫的流水线。学者鲍鹏山在新书《理想的教育》中直击这一现实困境，它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即教育的本质永远是人文教育：人们当下常常把学习技能和接受教育混为一谈。学习是为了掌握生存的工具，为了在未来的社会中找到立足之地，这是谋生与谋智；而教育的最高境界在于谋道，在于给人安装一套完备的心灵系统，唤醒孩子生命本真的活力，具体而言就是拥有强健的内核与清晰的价值观，能够从容应对漫长人生路上的风风雨雨，不再被一时的考试得失所击垮。

　　八月出版的新书《我和我的北大学生》为这一观点提供注脚，它来自在北大社会学系任教40年的杨善华教授，他在书中“标准的北大好学生”一章中写道：“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想象：什么是标准的北大好学生。在外界的刻板印象里，他应当考试分数遥遥领先，博览群书，思维敏捷，反应飞快，课堂上总能提出深刻的问题，方方面面都显得卓尔不群。但在北大教书久了，我慢慢意识到，这样‘完美’的学生其实并不多。我见过大量被高分选拔进来的孩子，他们确实聪明、记忆力出众，善于应试，却未必真正学会独立思考。他们习惯接收现成的答案，擅长把书本知识背得滚瓜烂熟，可是一旦面对现实社会的复杂，面对田野里纷杂、矛盾的人和事，便会手足无措。”

　　杨善华教授提出他的高校教育观：真正可贵的，首先是一种怀疑精神。不迷信书本，不迷信权威，也不迷信自己已经习得的知识。读到一段话，不会轻易全盘接受，愿意多问一句：现实是不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理论能不能解释眼前真实发生的一切。其次，是共情的能力，尤其对社会学的学生而言。拥有智力上的优越，不代表可以居高临下地看待普通人。哪怕出身普通，或者见过优越的生活，也能够放下预设，去理解不同处境下人的选择。很多学生读书很好，但缺少这份体察。

　　不久前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小说《不虚此生》以小说主人公之一李昭的人生，撕开标准化教育的隐性伤痕。以虚构的故事直击教育问题，作者郑锦航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育人思考视角——人生从无标准答案，遵从本心、自在生长，便是不虚此生。

　　父母破碎的婚姻留下心灵创伤，刻板的校园环境成为压垮主人公李昭的枷锁，她惧怕老师、畏惧课堂，终日沉默封闭，最终彻底辍学，无缘高中与高考。身为教育管理者的李若水，看着遍体伤痕的女儿无能为力，而命运的转机藏在微小的生灵中：几只兰花螳螂、枯叶蝶，让的李昭走出房间，她循着对爬虫的热爱，从爬虫店学徒起步，自主经营爬宠小店，在小众的天地里寻回人生安稳。

　　戏剧化的非虚构冲突却隐含着教育的终极要义：小说跳出应试教育的固有评判标准，打破了“升学成才才是圆满人生”的刻板定论，而良好教育的本质，或许就在于赋予生命多元的价值，令其自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