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二里头，目前公认的东亚地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邑所在地。在这里，持续逾一个甲子的考古发掘找到了具有某种历史象征意味的“十字路口”，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紫禁城”——宫城，最早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包括最早的铸铜作坊和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不久前，二里头以其中心区新发现的主干道路和两侧墙垣，揭示都城为多网格式布局，位列2022年十大考古新发现。

　　这处距今约3700年的遗址，不断更新着发掘成果，它不仅开启了以中原为中心的王朝历史文明进程，也引发莫衷一是的夏商之辩，至今，依然是诸多历史溯源谜题的发端，承载着国人对于早期中国的迷思。而它得以进入公众视野，一位考古人功不可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考古队第三任队长许宏。1999年至2019年担纲二里头考古队队长的许宏，与队友们共同完成了400余万字卷帙浩繁的《二里头（1999—2006）》考古报告，之后许宏辞去队长之职，跨界游走于书斋、互联网平台与公众之间，由二里头开始，带领公众开启早期中国的“科普”探寻之旅。

　　三联书店2022年出版的“解读早期中国”系列《最早的中国：二里头文明的崛起》《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和《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可以看作是许宏对引为毕生志业的早期城市、国家和文明“三早”研究的概括；同年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许宏的考古“方”》则是其自身学术人生不同阶段的随笔小结；2023年7月正式面市的《最早的帝国：二里岗文明冲击波》，作为解读早期中国的第五本著述，为传统意义上最早的“帝国”之说提出新解……

　　跟随许宏和他所描摹还原的早期中国图景，人们不仅得以重返考古现场，体验他所谓的考古学的“发现之美”，更理解了一名考古人述而不作的学术持守，感受到通过考古学重新思考与认知世界的“思辨”之美。

　　扑朔迷离的“夏”

　　“不能证实或证伪‘夏’的存在”

　　2019年卸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从田野考古学者转向沙发考古学者，开启了面向公众的考古学“科普”写作，他几乎利用一切时间写作，并为自己设下庞大的写作计划：每年至少出两本书，如果身体健康，会一直写到70岁。现在看来，计划进展顺利，2022年共有五本书面世。与此同时，他与110万微博粉丝互动，在喜马拉雅给公众讲考古故事，成为B站的up主，文物告诉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先秦考古、二里头宝藏村民等短视频已成系列……他竭尽所能，以自己的方式让看似高冷的考古学走向公众。

　　从年初北京图书订货会上的《许宏的考古“方”》新书推介，到7月中旬《最早的帝国：二里岗文明冲击波》的线上直播，时间来到2023年，许宏无论走到哪里，依然面对同样的追问：“夏”是否真的存在？它与二里头有着怎样的关联？曾经身为二里头考古队队长的许宏貌似最有发言权，而他却永远都是那个不肯轻易言“夏”的“保守”的考古人。

　　“夏王朝是我们的一种情结，中华民族从司马迁开始就把‘夏’作为一个王朝的肇始，它被看作是华夏族群的‘成人礼’。”在许宏看来，提振民族自信心的当下，许多民众显然接受不了“夏”的虚无，他们认为二里头一定要是“夏”才重要，就像西高穴大墓一定要是曹操墓才重要。“因此我们试图把战国到汉代关于‘夏’的追忆变成信史，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固然重要，但到目前为止，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考古人，我们当然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把‘非’字去掉，使它成为真正的物质文化遗产。但是，需要跨过不可逾越的门槛：要确认文献中具体的古代国家和族群，就必须有扎实的内证性文书类的证据，但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在最近一次关于“夏”的表述中，许宏提及在二里头的陶片上曾经发现一些单个的刻画符号，包括他在内，大部分学者不认为那是文字。但他相信，像二里头这么复杂的社会实体应该有文字，只不过尚未发现。许宏订正：“证实夏代的存在”之类的表述，不是二里头考古人能够解决的问题。二里头即便发现了内证性的文书材料，也只是可能把这些不会说话的遗存和古代文献所载国族对应起来，解决大家关心的二里头究竟姓夏或姓商的问题，但不能排除其他遗存属于夏的可能性，不能证实或证伪夏代的存在。

　　当孩子问起“夏”，该如何回答？面对网友的心机追问，许宏一度给出了最明了的答复：“夏王朝，还处于传说时代，我们是从比它晚千年以上的东周到汉晋时代人的追述中知道夏的。一般认为，考古学上的中原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可能是夏王朝的遗存。所以这个问题，还没有定论。”

　　从“最早的中国”到“最早的帝国”

　　“从二里头到二里岗，再到殷墟，三者的青铜文明一脉相承”

　　在许宏最为人们熟知的《最早的中国》一书中，他提出二里头文化是“最早的中国”：作为一介学者，我认可最早的“中国”是“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的解释，对“最早的中国”定义是，东亚大陆上首次出现的“核心文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总体上看，这是取狭义的政体意义上的“中国”之意。

　　在《许宏的考古“方”》其中那册《透物见人》中，他给出了二里头何以获称“最早的中国”的进一步解析：就本人的史观而言，整个中国古代史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从无中心的多元（前国家时代和小国林立的时代），到有中心的多元（出现作为“国上之国”的广域王权国家的时代），最后是一体一统化（庞大帝国的时代）。其中的两个大的节点，第一是二里头，第二是秦王朝。因而，尽管二里头都邑在东亚文明史上既不是最早的也不是最大的都邑，但毫无疑问它是最重要的都邑之一，是东亚大陆国家形态从多元走向一体化的一个重要节点。日后庞大的中心性帝国的出现，其基因是始于二里头都邑和二里头文化的。这是我们强调中国古代史中二里头文化历史地位的一个要因。

　　但他依然表示，“二里头文化属夏文化”，就跟“西高穴大墓为曹操墓”一样，都属于假说，而“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属于解释性的“推论”。为什么呢？理论上讲，来自传世文献的曹操高陵和夏王朝（如果存在）的遗存都是需要验证且可以验证的，因为它们都具有唯一性或曰排他性，只要有确凿的文字材料出土，问题即可解决。而“最早的中国”这类命题，则是根本不需要也不可能验证的。它只是学者个人对历史文化进程给出的一种推论，一种解释。没有唯一或排他的标准，只是一家之言。

　　相对于“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的“一家之言”，“最早的帝国”二里岗则是基于许宏对美国学者“一家之言”的认同。他在新书《最早的帝国：二里岗文明冲击波》中写道：“从二里头到二里岗，再到殷墟，揭示数百年间中原王朝文明的兴替流变，与被称之为帝国的全球其他早期文明相比，二里岗文明毫不逊色，堪称中国乃至东亚第一个帝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贝格利教授和美国华盛顿大学王海城教授曾经给出“帝国”的概念：一个帝国就是通过集中指挥的侵略战争而形成的庞大政体，对不同的族群进行集权统治，而且经常伴随着大规模的人群流动。二里岗文明的物质遗存与此相符。

　　二里岗的侵略性冲击曾震动考古界，它的辐射范围北到晋南的垣曲商城，南到长江中游的湖北盘龙城，许宏推测之所以强势辐射，可能是为了攫取关乎国家命脉的矿产资源，单就器物的生产而言，已从二里头的百花齐放发展到了二里岗的“体制美学”，这也是他想进一步做深入解读的内容。在他看来，从二里头到二里岗，再到殷墟，三者的青铜文明一脉相承。“没有二里头像丑小鸭似的中国最早的青铜鼎和青铜爵，就没有三四百年之后司母戊大方鼎的霸气与辉煌。这其中，二里岗文明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中介点。”

　　从未自外于世界的古代中国

　　“中国一直是在汲取借鉴其他文明体先进要素的基础上扬弃创新、生发出自身特色的”

　　许宏解读早期中国的系列书籍，有一种史观贯穿始终，那就是全球文明史的视野。他曾不止一次地感叹：“只懂中国已经搞不清中国了。中国乃至东亚大陆从未自外于世界。”

　　英国艺术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牛津大学教授杰西卡·罗森爵士，曾在中国学者童恩正教授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特殊的人文地理学概念——“中国弧”。她认为，古代中国的版图可以从自然和文化的角度分为三个区域：一是东南的中原地带；二是西北方的草原地带；三是在这两个气候、经济、文化颇为不同的地理区域中间的那个弯弯的、像半月形的区域，就是“中国弧”。“中国弧”的西侧，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步伐，和整个欧亚大陆中心地区同步；其东侧，古代中国则是另一种独特的面貌，与欧亚草原的发展步伐并不一致。在许宏看来，“中国弧”，正是我们从欧亚大陆文明史的视角解读早期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中国从来就没有自外于世界，它一直是在汲取借鉴其他文明体先进要素的基础上扬弃创新、生发出自身特色的。”在为《考古学家说中国》丛书所做的总序中，许宏提及2018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一次有关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的发布，其中就表示：“中华文明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了外来文明的影响。源自西亚、中亚等地区的小麦栽培技术、黄牛和绵羊等家畜的饲养以及青铜冶炼技术逐步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并改造生发出崭新的面貌”，这显现了我们在目前时点上看待自身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关系上的一种自信。

　　许宏提及人类经历的几波大的文明潮。第一波大潮，上溯到人类出非洲，大约十万年前后。在几万年之内，足迹就几乎踏遍了全球陆地的绝大部分，包括我们所在的东亚。这应该算是“全球化”的开端；第二波大潮，一万年前左右的“农业潮”，其中，中亚的锯齿纹彩陶等对中国西北地区的仰韶文化晚期一马家窑文化存在一定影响，而中国彩陶文化也渐次分南道、北道西行，影响到费尔干纳盆地和克什米尔地区。陕北神木石峁遗址出土的部分石人面形象、铜器以及绵羊、山羊、黄牛等家畜，显现了与欧亚草原地带某些考古学文化的联系。东亚大陆最早的一批邦国（或古国）就出现于这一阶段；第三波大潮，即青铜潮，具体到东亚大陆龙山时代前后用铜遗存的出现，应与接受外来影响关系密切。考古学观察到的现象是，出土最早的青铜礼容器的中原地区，也是东亚大陆最早出现广域王权国家的地区。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的出现和当时的中原社会，都经历了文化交流中的碰撞与裂变历程。其同步性引人遐思。可以认为，是青铜礼器及其铸造术，催生了最早的“中国”。而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北方式长身战斧和环首刀等，更是这一中原腹地最早的青铜文明与欧亚草原青铜文明文化交流的力证。至于广汉三星堆文化所见包括中原地区影响的各种外来文化因素，在欧亚大陆区域文化交流中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没有真相的残酷考古学

　　“不应寄望于一两次芝麻开门式的大发现，就能够解决多年来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

　　2022年许宏还写了一本貌似蹭热度的书《三星堆之惑》，书中，许宏谈到“三星堆有没有可能来自外星文明”的问题，“这是我们圈的同事最懒得回答的问题。大家看三星堆某些青铜器的造型感到怪异，那是由于我们的视野狭窄，考古发现中还存在着诸多待解之谜，我们不知道的远比知道的多得多，这很正常。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发现超出了我们既有的认知范畴。至于外星文明的说法，那是开脑洞，与我们的考古研究无关。”在文章的最后，许宏说：考古学是一门残酷的学问，它在时时地完善、订正甚至颠覆我们既有的认知。而我们不应寄望于一两次芝麻开门式的大发现，就能够解决多年来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悲观点说，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相，但仍然要怀着最大限度迫近历史真实的执着。

　　考古以及考古学知识，对于普通的公众而言为什么重要？许宏如是回答：首先他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安顿我们的身心；同时，如果你能理解另一个时代，对于当代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了解它，会帮助我们重新思考这个世界，以及生命本身的一些问题。这或许就是他经常提及的考古学的“两美”，发现之美与思辨之美。

　　虽然考古前辈一再教诲，考古学是一门实证的学问，但看似在学术上保守的许宏却在自己的书中冒天下之大不韪，认为考古学是一门解释的学问，更多是推论和假说。在他看来，考古人的结论具有或然性，不是绝对的。他提出考古学界已进入“后大家时代”，由原先几位大家引领，其余人跟着走，进入没有领头羊的时代。虽然会有些失落，但令人欣慰的是，学术思考多元化了。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中，才有了多元的、面向公众的、把学术和普及融为一体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