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邓小平强调:“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会上讲短话,话不离题……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这话针对当时“文革”遗留的开长会、讲空话风气,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邓小平一直反对冗长会议和空话套话。早在1962年,他就说“开委员会讨论,开会要开死人”。1981年、1982年,全国政协机关党组两次请他致开幕词或讲话,他都以“无话可讲”拒绝。他讲话一般不用稿子,重要场合才由人起草,且要求文字简明、抓住要害。像1978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提纲仅四页纸,却涵盖关键问题。
邓小平不仅自己以身作则,对党内会议、汇报及领导人讲话也提出同样要求。1956年讨论中共八大报告时,他就说发言要短;1975年主持国务院工作,批评汇报提纲太长;1982年审阅党的十二大报告框架,要求写得精彩、短些。
邓小平的话风言简意赅,文风亦如此。他反对长篇大论,认为群众难读。对于已讲过的话,整理出版时要求简化。同时,他的话风还有讲新话、语言朴实的特点。讲话针对性强,有新意,且用老百姓一听就懂的语言,如“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等,这些论断已成为引领时代风尚的箴言,深入人们日常生活。 孙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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