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邓小平被任命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以下简称政委），和师长刘伯承深入华北敌后，投身于抗日救亡。

　　“科学的力量是很大的”

　　1941年到1943年，晋冀鲁豫边区的处境一年比一年困难。1942年，秋粮大幅减产，有的地方颗粒无收。全区军民衣食短缺，机关和部队给养近乎枯竭，战士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经常是饿着肚子同日伪军作战。

　　为了扭转困局，身兼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的邓小平在根据地实行了一系列经济建设举措。部队组织开荒队投入生产，邓小平身先士卒，在赤岸村外开荒种地，辟为“责任田”。此时的邓小平已十分重视科学技术与生产实际的结合。

　　早在1940年，一二九师就增设生产部，由曾经留学美国、专修畜牧的农业专家张克威担任部长。大生产运动中，张克威派人从山西购回美国“金皇后”玉米种子及西红柿种子。群众起初不愿接受陌生的种子，一二九师便率先试验，等收获后再分发给群众品尝，逐步将“金皇后”玉米及西红柿推广开来。

　　邓小平在1944年的一次会议上说：“科学的力量是很大的……即以改良种子一项来说，金皇后玉米明年可以普及，加上谷子、麦子好种的传播，预期两三年后，太行山每年可多打100万石以上的粮食，今后更需要使经验和科学结合起来。”

　　“奖勤罚懒”

　　1943年1月25日至2月2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在这里召开了历时28天的“温村会议”。会议重点研究如何更快扭转晋冀鲁豫边区的困难局面，全面开展根据地建设。邓小平作的报告和结论共计9万多字，都由他本人起草完成。

　　时任一二九师作战科科长张廷发回忆，邓小平胸有成竹，一气呵成。“但也确实写得很艰辛，因为他白天要忙于军务、政务，多半只能在夜间与油灯相伴，有时整夜地挑灯夜战。”

　　还能用什么方式激发军民生产积极性？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可以制定“奖勤罚懒”制度：个人生产模范、劳动英雄，给予100元到200元的奖金。当时晋冀鲁豫边区极端困难，上到首长，下到战士，每人每月只有1.5元至3元的津贴。如此高额的奖金，堪称重奖！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对促进经济建设的创新思维和决心。

　　“奖勤罚懒”招来了党内一些有“左”倾思想的同志的抨击。他们认为生产好的单位和个人是搞“资本主义”，给其扣上“本位主义”“金钱观念”的帽子。

　　对此，1943年9月，在一次生产动员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努力生产，渡过困难，迎接胜利》的报告。他说：“有些同志说，这（指奖金）是否过高了？我说不高。这是由于其劳动所获得的，又不是贪污所得，是应该的。对于懒惰不积极的，要给予处分。懒惰、生产不好的单位必须自己吃苦。否则，赏罚不明，就不能将一项工作做好。”

　　“滕杨方案”推动生产

　　1944年4月，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滕代远、副参谋长杨立三制定并颁布了《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又称“滕杨方案”）。方案规定：提倡、奖励劳动，生产得越多，所得的也越多；提倡、奖励节约，只要节约合理，节约得越多，所得也越多。

　　方案还规定了参加集体生产和节约所得“二八分红”；个人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手工业生产的，30％上缴伙食单位，70％为个人所得；个人采集野菜、饲养鸡、兔、蚕、蜂所得，“全归自得”。此方案大大刺激了太行山人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邓小平的努力下，晋冀鲁豫根据地逐步走出困难局面，并迎来抗战的伟大胜利。　　冯群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