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由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中央红军先后七次改变落脚点，终于在第八次时选中陕北作为革命的大本营，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

　　最初把湘鄂西作为落脚点

　　中央红军第一次选择的落脚点是湘鄂西，意图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集结近20万大军设置了四道封锁线。为强渡湘江，红军各军团浴血奋战，损失惨重。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至3万余人。这时，如果中央红军还按原定计划继续前往湘鄂西，等于自投罗网。因此，毛泽东在湖南通道会议和贵州黎平会议上两次力陈放弃原计划，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中央政治局12月18日在黎平会议上决定：“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这是中央红军第二次选择落脚点。

　　在川滇黔数易落脚点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城。在遵义期间，蒋介石调集中央军148个团连同黔、川、湘、滇、桂各路军阀约40万人合围红军。于是，党中央在遵义会议上作出“改变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红军北渡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定。这是中央红军第三次选择落脚点。

　　随后，中央红军准备北渡长江，向川西和川西北进军，并电令红四方面军配合。然而渡江前，红军在土城战斗中失利，不得不改道西渡赤水河进入云南境内。在扎西（今云南威信）地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分析了敌情，认为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决定“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这是中央红军第四次选择落脚点。

　　接着，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重占遵义。然而，在敌军优势兵力面前，红军一直无法在川、滇、黔边站稳脚跟。为了甩开围追堵截的多路敌军，红军接连三渡、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后又直逼昆明，然后迅速北上，于5月初在云南渡过金沙江。中央红军在云、贵两省辗转苦战达4个月之久，都没有成功创建根据地。渡过金沙江后进入四川境内，终于迎来一片新天地。在四川会理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这是中央红军第五次选择落脚点。

　　随后，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在懋功期间，中央提出放弃会理会议的原定计划，主张继续北上，以川、陕、甘边陲地区作为落脚点。对此，张国焘持不同意见，认为南下川、康边或占领青海、新疆更有利。因此，中央在两河口会议上再次调整落脚点：“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这是中央红军第六次选择落脚点。

　　两河口会议后，中央集中力量北上。不料，张国焘又出尔反尔，甚至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于是，党中央率部分红军迅速北上到达甘南迭部县俄界。在俄界，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鉴于红军内部发生重大变化，且此时只有中央红军第一、三军北上，中央遂第七次选择落脚点：应“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为打通国际关系，中央决定派谢觉哉、毛泽民前往新疆建立交通站。

　　最后把陕北作为落脚点

　　俄界会议后，为打通进入甘南的通道，中央红军突破了天险腊子口，又翻越了岷山，当部队即将到达甘南宕昌县一个叫哈达铺的小镇时，毛泽东在找来的报纸中发现一份《西京日报》上载有“蒋令五省各部队围剿陕北共匪”的报道，又在一份《大公报》上看到“陕北军事形势转变刘子丹徐海东有合股势”的报道。毛泽东敏锐意识到在陕北有一大片苏区和数量可观的红军，而且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也到达了陕北。

　　1935年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会议。这次会议正式批准把革命的落脚点放在陕北。这是中央红军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选择落脚点。罗庆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