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湖南一师之后，通过跟杨昌济学哲学，毛泽东的最大收获，就是站得高了，看得远了，判断事物，不再拘于细枝末节，而是能从大局观、全局观去考虑。他说：“登上高山之巅，方可一览众山小，只有殚精研思，穷高极远，才能拿得定，看得透。”

　　这种抓大放小的眼光，让毛泽东入学没多久，就显示出了非凡的见识。

　　预料北平“不可久居”

　　1915年秋，毛泽东的老师黎锦熙上调教育部，成为新教科书的编审。对于黎锦熙的高升，别人纷纷道贺，而毛泽东却大煞风景，一再劝黎锦熙：“北平臭腐，不可久居，急恋君归。”在信中他还说：“当今政府，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其收揽名士政策，绝非真心政改，而是欲将天下有志者，乃为其所用矣！”所以，他反复叮咛恩师：“北京如冶炉，所过必化。弟闻人言，为之心悸，固来书劝师，速归讲学，如待有为，绝不可急欲图进。”

　　毛泽东的危言相劝，让黎锦熙甚是感动，坦然纳之，但也有人觉得，他的此举，未免小题大做。然而没过多久，袁世凯果真祭起复辟大旗。在这场闹剧中，正如毛泽东所预料，一些名流之士，“均堕袁氏术中”，为袁氏登基鼓噪抬轿子，搞得身败名裂。此事过后，许多师生都对毛泽东的政治预见惊叹不已，说此生年纪轻轻，就嗅觉如此了得，真乃栋梁之材也。

　　料到日军侵华路径

　　1916年夏，在给同学萧瑜的信中，毛泽东就对中日关系的走向，做出了这样的预测。他说：“思之，思之，日人实为我国劲敌也。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生存。而当今国人，却犹酣未觉，注意东窗事少。”在信里，他还预言，日后倭寇侵华之路径，是“先满蒙，北边动，而后，胡马骎骎入中原”。为此，他慨言：“欲完自身，以保子孙，只有磨砺，以待日本。否则，即使纵横江山万里，也会屈于三岛，民众四万万，也将被三千万者所奴役。”

　　毛泽东发表此言时，北洋政府正为军费开支，私下里与东邻眉来眼去，打得火热。所以，听了毛泽东的预测，很多人都不以为然，有人就讲，二十年的光阴，人间沧桑，世事难料，仅凭一己之见，就妄下断论，未免有点杞人忧天。

　　然而，时事的发展，却正如毛泽东所料，十五年后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二十年后“七七事变”，日军又大举进攻中原，中日全面开战。

　　面对此情此景，再回想起二十年前毛泽东的先知先觉，许多同学都不禁感叹：“其料事如神之功，实乃天人可比也。”

　　预判宪政改革失败

　　毛泽东最生动的例子，莫过于1917年夏，他对当时宪政改革的看法。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段祺瑞政府上台，为了收买人心，重提宪政口号，这让许多文人政客，都觉新机再现，于是，纷纷献计献策，私下展开活动，以图在新的政治版图中，也能捞上一点资本。然而，面对这场热烘烘的闹剧，毛泽东却很不感冒。他说：“如今的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等等，其实这些皆非本源，不过权宜之计矣。”

　　那么，在毛泽东的眼里，什么样的改革，才算抓住了本源呢？给黎锦熙的信中，他就写道：“今人，之所以为强有力者颠倒之，播弄之，皆因民智污塞，人们失去了主观灵性。所以，如果人心这个问题，不加以解决，民众不能觉醒，任何枝节的改革，都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只能支离破碎。”

　　正鉴于此，他大声疾呼：“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又焉有不能者乎？”

　　听了毛泽东的分析，开始同学都觉得他未免太悲观。然而，接下来的几年，国家的政治走向，却完全验证了他的这种预判。

　　回顾毛泽东的一生，他对大局的紧抓，对宏观的看重，一直情有独钟。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国家建设时期，他总是要求，“无论做什么，都应抓住要领，抓住主要矛盾，强调纲举才能目张，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张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