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继承和吸收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实际开展了“领导干部上讲台”实践并推动其向制度化、常态化发展。

　　早期领导人做教员

　　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人于1925年10月创办的中共北方区委党校，是党的历史上最早创办的党校之一。罗亦农任校长，任课教员基本上都是1924—1925年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中共北方区委党校的创立在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其采用的领导干部授课机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31年，苏区中央局党校成立，时任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任弼时亲自担任校长，并给学员讲授党的建设相关课程。1933年3月，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江西瑞金成立。该校的许多课程都由中共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政府各方面负责人讲授，如毛泽东讲授“苏维埃运动史”，张闻天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刘少奇和陈云讲授“中国职工运动史”，李维汉讲授“党的建设”等。其他课程如“苏维埃建设”，则由中央苏区有关负责同志讲授。总之，开哪方面的课程，就由相关方面的党、团负责同志授课。上述“领导干部上讲台”的实践探索为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积累了重要经验。

　　“领导干部上讲台”

　　延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就是师资紧缺。例如，抗日军政大学创办之初，第一期招收学员240人左右，而“全校只有三个教员”，“必需的教育用品、教材、教员等都贫乏得不堪言状”。

　　1938年，曾担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在为纪念抗大诞生两周年所写的《“抗大”的过去与现在》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教员困难吗？但我们却有了更好的教员，许多共产党的领袖，他们抽出了不能抽出的时间亲自来给我们教课，我们的第一期学生，可以说就是他们所亲自教养出来的。”

　　1941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要求“凡地委及团级以上干部的教育，应由中央委员及中央各机关负责同志亲身担任指导”。这表明，延安时期“领导干部上讲台”，并不单纯是干部教育大发展背景下解决师资匮乏问题的策略性选择，更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

　　把“领导干部上讲台”上升战略高度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创办了多所不同类型的干部院校，这些干部院校基本都沿用了“领导干部上讲台”的教学模式。

　　例如，陕北公学充分利用学校驻地为中共中央所在地这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一方面经常邀请中央领导人讲授时事政治课，“每逢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政治事件时，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就到陕北公学来做报告，帮助学员及时掌握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脉搏”；另一方面，积极吸纳地方做实际工作的领导干部参与教学，如在“民众运动”“政府工作”等课程中，“请关中分区专员、县长等来分校作抗日政权工作的报告”，实现了理论教育与实际工作的密切结合。

　　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时期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它同样采用了由领导干部授课的教学模式。

　　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特别指出：“你们的一些课是由边区政府各厅的负责同志来教的，他们是做实际工作的，你们是学习的，做实际工作的领导人自己来教课，这很好。”

　　在延安大学下属的行政学院，各系主任均由边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兼任，如教育系、财经系、行政系、司法系四系的系主任就分别由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柳湜、建设厅厅长高自立、民政厅厅长刘景范和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担任。 朱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