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梁

　　“李善德低下头，倚靠着上号坊的残碑，继续专心读着眼前的文卷。他的魂魄已在漫长的跋涉中磨蚀一空，失去了对城墙内侧那个绮丽世界的全部想象。”这是作家马伯庸长篇小说《长安的荔枝》中尾部的一段描述。李善德从岭南运送荔枝到长安，名曰“荔枝使”。

　　大使李善德之所以对城墙内侧那个绮丽的世界失去了全部的想象，原因是他几乎拼上性命才完成让贵妃吃到鲜荔枝的任务，他不仅费尽心思研究出荔枝运输途中的各种保鲜技法，更在路线选择、驿站配置、飞骑手遴选等诸多环节都精细算计，而耗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最终目的只是为了天子博美人一笑，不可不谓之荒诞。在经历了如此巨大的荒诞之后，李善德的身心彻底被掏空，他一个从九品芝麻官，在京城打拼了二十载仍然要靠贷款才能勉强在京郊买一处安身的宅院。无论他想象力多么丰富，也无法理解圣上的心思。

　　马伯庸的写作向来不让人失望，仰赖于其扎实的历史功底和对各种细节的把控。从角色的服饰装扮到官阶品级，再到长安的风貌物候等等，甚至上至皇帝下到百姓日常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均严格考究，正因为如此严苛，才让读者感觉更加生动。跟随马伯庸的笔触，人们仿佛真的置身在长安街头，目睹令人眼花缭乱的繁华盛景。

　　当然，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历史小说也不例外。为了尽可能完美地架构“一骑红尘妃子笑”的故事，马伯庸巧设了许多人物和情节，比如“荔枝使”李善德、经略使的管家赵辛民、胡商苏谅、荔枝种植户阿侗姑娘等等，李善德转运荔枝过程中遇到的各种艰难险境也是虚构而来，目的是让整个故事看起来复杂无比，进而彰显皇权社会鼎盛时期的巨大隐忧。其中最关键的，是要把李善德这个人物立起来。于是我们看到，他被设定为混迹京城的芝麻官，谨小慎微地平安渡过二十年，而就在这一天，他告假半天，终于狠心花光所有积蓄买了处房产，但也就是这半天，他供职的上林署一众同僚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上林署的署令先是好酒好肉地招待了他，又借他酒酣之际把一份遮蔽修改过的敕令文书交给了他。而他因为太过高兴，并未发现上面动的手脚。“荔枝煎”和“荔枝鲜”一字之差，让李善德仿佛从天堂跌到地狱。

　　荔枝三日味变的宿命他再清楚不过，而从岭南到长安的漫漫长路，就算最精良的飞骑接力也无法保证三天送到，更别说还得保鲜。对李善德来说，这是个烫手的山芋，搞不好全家都得跟着掉脑袋。跟好友韩洄和杜甫的一番对话，更让他恍然大悟。皇帝命人六一之前送到荔枝，为的是博杨贵妃欢心，因为六月初一是贵妃生日。

　　杜子美作为李善德好友，与他有着同样的坎坷遭遇，两人不禁抱头痛哭。韩洄因为更熟悉官场运作规则，向李善德提出不如利用最后这段时间好好去岭南盘盘道，没准还有其他希望。

　　李善德的岭南之行以及在岭南的遭遇是作品的重点。在岭南，他遭遇经略使的刁难、与胡商苏谅携手、与赵辛民周旋、与阿侗姑娘研究荔枝保鲜方法，这一切，让李善德熬白了头，熬红了眼，但仍然一刻不敢歇息，心怀拼死一搏的念头，最终取得了成功。新鲜的荔枝送进城墙内，贵妃满心欢喜，李善德保住了脑袋，却仍然沦为官场牺牲品。朝廷内，一枚小小的荔枝也能成为党派之间争夺利益的把柄，国相杨国忠和大太监高力士的角力也因为荔枝巧妙布置各种机缘，目的就是在皇帝面前邀功争宠。

　　荔枝使李善德的人生高光时刻，出现在他面见杨国忠的那一刻。他抱着必死的决心向杨国忠连连发问，虽然知道冲撞杨国忠的下场无异于以卵击石，可他终究压抑了太久，从他在长安混日子的时候，从他被设计被迫运送鲜荔枝的时候，从他费尽周折把荔枝运回长安的时候，他的爆发是人之常情，却犯了大忌讳。最终碍于运荔枝有功，加之高力士的间接相助，李善德一家被流放岭南。李善德成了种植荔枝的老农，就在新一年的荔枝成熟，李善德还想着为朝廷进贡荔枝的时候，忽然得到消息，安史之乱爆发，皇帝贵妃逃窜。国将不国，皇亲国戚还吃什么荔枝？李善德重又陷入沉默，他把最大最红的那颗荔枝剥开，递给自己的女儿，甘甜的汁水让女儿发出赞叹，同时击穿了李善德内心所有的希望。

　　看完这部小说我在想，如果让我来写这段历史典故，会如何设计布局、刻画人物？是否也会通过小人物的视角反映历史的宏大叙事？文学的终极是人学，而作家不应只着眼于关键人物的命运，更要着眼那些小人物的成长轨迹。因为历史中存在着太多的巧合，而这些巧合往往是无数人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蝴蝶效应的互相叠加。

　　作者简介：王国梁，《青岛文学》杂志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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