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过哈尔滨的人，大都能感受到这个城市处处蕴含着浓郁的异域风情。在这座中国北方城市，街道两旁有着俄罗斯风格的建筑，还有造型独特的东正教教堂，以及掩映在林木间的俄式木屋。 20世纪上半叶，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曾经在哈尔滨生活过，正是他们把俄罗斯民风民情带进了这个城市。

　　200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澳大利亚女作家玛拉穆斯塔芬的《哈尔滨档案》，书中详尽记述了流落哈尔滨的俄罗斯人的命运和生活。玛拉一家1956年迁往澳大利亚定居前，就是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裔苏联人。

　　我与哈尔滨结缘于1962年。在上海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位于哈尔滨的林业部东北设计院，在那里工作了六个年头。那时，哈尔滨仍然居住着很多俄罗斯人，他们多数生活拮据，有的靠出卖古旧器物度日，有的靠养奶牛、奶羊维持生计。秋林百货公司是当时哈尔滨最高档的商场，里面也有俄罗斯族裔营业员，男士西装革履，高鼻深目，颇具绅士风度；女孩子穿着布拉吉，用碎花小丝巾系着头发，肤色白皙，非常亮眼。

　　当然，他们当中也有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这些人能够在科研单位或工厂企业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我所在的设计院就聘有俄罗斯族裔员工，包括一位年长的男工程师，两位年轻的女描图员和一位年长的女清洁工。

　　那位工程师早上准时来到办公室，大皮包往桌上一放，面前摆上一杯热水，便开始吞云吐雾，两眼直视前方。守株待兔的他很少主动与别人搭讪，只在青年技术人员登门求教时才解疑释惑。下班铃一响，则立即扬长而去。我一直不清楚他究竟是何方神圣。

　　两位年轻美丽的描图员，和年纪相仿的中国同事相处十分融洽，经常相互开玩笑。问她们葵花籽为什么叫“毛嗑”？她们笑而不答。这是因为哈尔滨人背地里称俄罗斯人为“老毛子”，嗑瓜子是他们的“绝活”——不停地把瓜子抛进嘴里，瓜子皮就飞快地从嘴角吐出来，就像一部自动机器。这也许就是把葵花籽叫“毛嗑”的来历。

　　那位清洁工伊柳辛大妈，是一位勤劳和善的西伯利亚“玛达姆”。她的丈夫老王在我们设计院烧茶炉，是山东人。伊大妈嫁夫随夫，也说一口山东话。因此，谁遇到她，都乐意和她唠上几句，听一听她地道的山东话。

　　后来，随着局势变化，他们就被解雇了。1963年年末的一天，院长直接告诉他们：“从明天起，你们被解雇了。”从此之后，大家就再也没见到这四位。再后来，听说他们去了澳大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