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海鹏

　　小时候的家在他乡，胶东半岛的一座小镇，朝听军号哒哒，暮听军歌嘹亮。朝朝与暮暮，我的家，就住在部队大院里，橄榄绿的情愫至今仍萦绕在我心中。

　　我生在军营里，长在军旗下。出生仅几个月，便随着爸爸的换防部队，从锁钥渤海的长山要塞来到黄海之滨的海防前哨。那是一支英雄的部队，曾参加过著名的长津湖战役，我认识的许多伯伯都是抗美援朝战场上“最可爱的人”。

　　听妈妈说，换防出发那天正是元旦。凛冽的寒冬里，妈妈抱着襁褓中的我，和许多随军家属挤在几辆解放车的车厢里，相互依偎着，一路颠簸。爸爸则随着大部队风餐露宿，步行三天三夜来到新的驻防地。

　　那时爸爸给谷师长当机要秘书，一个小生命的诞生，给周围的人带来些许喜庆。谷师长的爱人还给妈妈送来了一包红糖。爸爸请首长给我起个名字。那时部队大院有这样的习惯，后来，爸爸也曾为战友的孩子起过名。过了几天，谷师长用商量的口吻跟爸爸说：“就用部队换防的两个地名，各取一个字的谐音吧。”我没当过一天兵，却一辈子带着部队大院的情结。

　　我常常想，个人命运总是与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共，于是才有了家国情怀。没有部队大院的熏陶，没有当兵的父辈的教诲，就没有我的成长。后来那支部队转隶青岛警备区，若没有那支部队的换防和转隶，我的人生或许会是另一种轨迹。

　　那时的岁月，时光仿佛流淌得格外缓慢。在大院里，我度过了童年、少年，一晃就是16年。生活无忧无虑，心情欢乐放飞，四季轮回宛如成歌，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幸福时光。

　　我和小伙伴们曾看战士们打靶，抢拾弹壳，烫伤手指；曾爬到树上掏鸟窝，一脚踏空，掉下来摔到营房屋顶；玩躲猫猫时，藏进防空洞，差点迷了路；有一次玩沙包，小伙伴推搡了妹妹，我和人家打了一架；放秋假时，偷摘田地里的瓜果，被农民逮住，叫家长来领人……每每想起那些淘气的小故事，总觉得啼笑皆非，不可思议。

　　那些逝去的日子，生活的点滴，就像一颗颗闪耀的星星，在记忆的天空中闪烁。而大院里看电影，是我儿时印象里最清晰深刻的片段。

　　每当晚上有电影的消息，家属大院像过年一样热闹。小伙伴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那个时代，人们对电影有着特别的偏爱。家家屋顶早早升起袅袅炊烟，孩子们早早做完作业，草草吃上几口饭，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着天快点黑。

　　大院的大操场是夏天固定的放映场。以放映机为界，前面是家属区，后面是师部直属连队的观影区。尤其是家属区，孩子们早早就占满了长凳短凳、高凳矮凳，有的还搬来几块砖头石块占位，还有的干脆用粉笔在地上画个大圆圈“圈地”，有时难免发生口角。连队的观影区则井然有序，战士们拿着马扎，喊着口号，或一路高歌，有序入场，一排排坐得横平竖直，方方正正。尤其是连队间的拉歌，激扬高亢，此起彼伏，成了放映前一道亮丽的风景。《打靶归来》《黄河大合唱》《我是一个兵》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响彻黄昏的天空。这些经典老歌我至今都会哼唱，现在还时常伴随着我的晨跑，那铿锵的旋律给予我力与美。

　　冬天看电影则在大院的八一礼堂。礼堂坐席有限，一般是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分批观影，遇到好看的电影，还能多看几遍。那时部队放映的电影，经常加映军事题材的新闻片。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那次边境自卫反击战，万炮齐鸣、坦克隆隆的战火场面，我是踮着脚尖，站在礼堂过道上看完的。后来，我还聆听了战斗英雄巡回报告会。

　　有些内部军事教学片，地方影院不放映，有些影片首映时间也比县城影院早。记得还是在那座礼堂，上映武打片《少林寺》时，入场券十分紧张。看了一场后，我又和几个小伙伴爬到礼堂窗外，猫着身子，偷偷多看了两场。回到家，我默记写下电影内容，像写剧本一样，还有对话和情节描写。记不清多少页的手抄本，在同学间传阅。那或许是播种在我心田里的第一粒文字的种子。

　　部队大院里有许许多多的故事，我念兹在兹。那里是我生命出发的地方，藏着我儿时最纯真的欢笑，是我成长的摇篮和心灵的港湾。那份来自部队大院的记忆，像胎痣一样，深深附着在我心灵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