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江龙

　　在大学校园里，手机仿佛是一个无形的“引力场”，把许多新生牢牢吸住。刚告别父母开启独立求学之路的大学生们，成了手机成瘾的“重灾区”。当他们在全新的大学生活中遭遇适应难题时，手机就成了他们缓解压力、排遣消极情绪的“避风港”，可一不小心就陷入其中，难以自拔。

　　日前，青岛科技大学的田雨教授出版了《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的生态风险因素及干预研究》。这本书是全国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3年度课题的结项成果，它就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深入剖析大学新生手机成瘾的影响因素和干预机制，助力大学生们更好地融入大学生活。

　　书中以大学新生为例，把智能手机成瘾的危害、生态风险因素以及干预路径都摊开来讲。受生物生态学理论的启发，大量研究发现大学生的成瘾行为受到家庭（亲子关系、父母监控、父母支持等）、学校（学校关联、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同伴（同伴关系、同伴接纳、同伴排斥等）等多个生态子系统累积效应的影响。只有关注多领域风险因素对发展结果的影响，才更加符合个体的生活实际。已有研究发现，智能手机成瘾会影响亲子、同伴和师生的关系，从而加剧了他们所面对的累积生态风险，并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田雨考察了两者的双向关系并揭示其内在机制，为打破这一恶性循环提供实证依据和科学方案。虽然国内有不少研究认可这种综合考量多因素的方法，但把它用到智能手机成瘾干预研究中的却不多，这本书的探索无疑是一次重要的尝试。

　　这本书基于认知—行为模型，把智能手机成瘾的影响因素分成了远端和近端因素。近端因素里，非适应性认知和社会孤立、缺乏社会支持是关键。虽然这个模型没明确指出累积生态风险的位置和作用，但已有研究表明，社会孤立和缺乏社会支持是高累积生态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说明，累积生态风险不仅是手机成瘾的近端因素，还和手机成瘾相互影响，互为因果。

　　此外，非适应性认知反映的是个体对手机使用有着不恰当的观念和预期。就好比有些同学觉得没了手机就没法活，时刻都得刷一刷才安心。研究发现，近端的社会孤立和缺乏社会支持会通过非适应性认知这个“中间人”，影响个体的成瘾行为。同样的，累积生态风险也可能通过非适应性认知来影响智能手机成瘾。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书中提到了认知行为治疗法。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改变个体那些不恰当的认知，让不合理的行为得到改善，逐步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的生态风险因素及干预研究》就像一本“防瘾指南”，系统地阐述了大学生手机成瘾的理论基础、不良影响、测量方法、诊断标准、生态风险因素、作用机制、发展轨迹以及干预路径等问题。通过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为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的防治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