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均鸣

　　韩疯子是我父亲的工友。当时，我父亲所在工厂的大院里有一个硕大的露天废铁堆，废铁堆里杂乱地堆放着一些回收来的废铁，另有一些本厂生产的有瑕疵的铁锅、铁炉、铁铲，以及锄、镰、锨、镐等。为了防止厂子里的工人把这些东西拿回家去“废物再利用”，韩疯子的职责便是将这些废铁进一步敲碎，然后整齐地码放在一边，等待回炉再铸新产品。韩疯子很尽责，每天在那个废铁堆前劳作，“不用扬鞭自奋蹄”，从不偷懒。当然，他也偶尔会歇息一下，选择一个相对干净的地场，淡定地坐下来。接着，便从容地从口袋里掏出酒瓶子，有滋有味地抿上两口。如此这般，一瓶散装高度白酒喝光后，下班的时间便也到了。韩疯子一日三餐从不喝酒，但却每天在零打碎敲中，不用任何酒肴便喝一斤白酒，这在当时也算是“高消费”了。好在他有个出息的儿子在白泉镇赵家村当书记，家里老伴也能下地劳动，不指望韩疯子的工资养家，韩疯子自然也便毫无后顾之忧地“潇洒”下去。

　　韩疯子并不疯，其实他的名字叫韩峰。有的工友们亲切地称他老韩峰，也有人叫他韩疯子。如果考虑到他每天被酒精泡得晃晃悠悠的状态，“韩疯子”的称号倒也似乎贴切。

　　我与韩疯子的首次邂逅时间发生在1976年。那一年暑假，我自胶东乡下去东北看望我的父亲，和父亲一起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白天父亲去铸造车间工作，我却不能去那里玩。因为，铸造车间里的熔铁高炉红红的铁水经常四溅，有一定的危险性。那种情况下，到废铁堆去找韩疯子玩便成为一个合适而又安全的选择了。当然，我始终称他韩大爷，父亲也叫他老韩峰。

　　我的出现，让韩疯子分外高兴。在他相对孤寂的工作中，有一个小孩子出现，让他的工作具有了一定的表演机会。他一边挥舞铁锤卖力地敲碎大块废铁，一边给我详细地讲解那些废铁的来历。我跟着他学讲东北话，他也跟着我学说山东腔。很快地，我们便成了无话不讲的朋友。韩疯子是苦出身，没有上过学。听说我是一名三年级小学生，便认定我是“文化人”。他从家中带来了一些没头没尾的书给我看，我看完后，便让我讲给他听。面对那些繁体字，我囫囵吞枣、连猜带蒙地读，他聚精会神、一丝不苟地听。解老转、何大拿、刁世贵、毛驴太君、猪头小队长一一道来；从活捉解二虎到夜闯桥头镇，还有肖飞买药、智擒何世昌等等。另有高大成、杨晓东、关敬陶、金环和银环等一系列人物渐次走进我们一老一少的心中。那应该是我们爷俩心中一段无比快乐的时光，我们共同沉浸在精彩的故事情节里，紧张着，快乐着。不知不觉地，一个暑假就过去了。临别之时，韩疯子牵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撒开。他告诉我父亲，你要好好培养这个孩子，聪明，爱学，将来被推荐上大学也是有可能的。“我看，咱们厂子里的那个工农兵大学生也不如这个孩子。”韩疯子说：“我会相面，这孩子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大耳垂轮，双目有神，将来一定会吃文化饭。”

　　似乎受到了韩疯子的心理暗示，我回到胶东乡下后，也开始坚信自己会吃上让人尊重的文化饭了。学习努力，做事也认真起来了。接下来便到了秋天，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84年秋天，我通过考试，顺利地上了大学。那一年，韩疯子已经退休且戒酒多年。他得知消息后，特意让老伴在家炒了几个菜为他佐酒。他说，老崔家的二小子考上大学了，必须正儿八经地喝一壶。据说，那次他喝了不到半斤白酒便已经酩酊大醉。他的儿子和老伴都说他老了，不能再喝酒了。他却“不认这壶酒钱”，坚称自己没问题，而是酒的质量不行了。

　　我在大学毕业后留在了青岛工作，父亲退休后也回到山东老家安度晚年。关于韩疯子的消息渐渐少了起来，最后几近于无。去年夏天我回东北，特意抽空去看望我心中可爱的韩大爷。遗憾的是，他的儿子告诉我，老人家已于十多年前就去世了。临终前，他要求儿子不许火化自己。他的儿子也尊重了他的遗愿，把他的遗体偷偷地深埋在了一处庄稼地里。由于不敢起坟头，就以庄稼地里的某个电线杆为基准，正北20米处确定了老人家的最终归宿地。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年电力系统升级电线杆，木头杆换成了水泥杆的同时，电线杆的位置也相应地做了挪动。韩大爷的埋身地点目前已经无从确定，他的儿子也因违反规定，私自土葬父亲而被撤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