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永威

　　小时候最爱吃的水果是苹果。记得一到秋天，全村男劳力上山摘苹果。山道上，一辆辆小推车满载苹果往村里走；大平房里，苹果堆得像小山，年轻妇女坐在“果山”前分拣，按个头分级盛放。小姨也在人群里忙碌着。

　　那时国光苹果种得最多。每到这个时节，大队会给各家分一些苹果，大多是等外果。品级好的苹果统一对外售卖，卖果的收入，按社员出工所得工分进行分配。苹果是村里主要的经济来源，所以全队格外重视苹果树的栽种与田间管护。

　　小时候，我常跟着大舅去果园。他和乡亲们在树下除草、浇水、打农药，我绕着果树来回跑，枝头青绿的苹果看得人嘴馋。我捡起一枚落地果咬了一口，又苦又涩，赶紧吐了出来，惹得舅舅和干活的乡亲一阵哄笑。

　　等到正式摘果的时候，国光苹果入口甜里带一丝微酸，滋味让人难忘，也让我牢牢记住：有一种苹果，叫威海国光。

　　后来我回济南读小学，姥爷知道我爱吃国光，总托跑长途的朋友捎带。每到秋末，天气转凉，我就盼着姥爷捎来苹果。大概是三四年级的时候，一天傍晚放学，还没进家门，我就听见姥爷熟悉的声音。我走上前，拘谨地抱住姥爷，一眼就看见屋角放着一大笼苹果。姥爷托运输公司的朋友捎货，当年路况差，天不亮从威海出发，卡车整整跑了一天，一路颠簸，那时姥爷已经六十多岁。姥爷对我说：“苹果下树了，你姥就让我送来。”一句话，勾起我对姥姥的思念。掀开苹果笼的盖子，拨开垫在里面的茅草，一个个绿底泛红的国光苹果映入眼帘，看得我眼馋。咬上一口，脆生生，酸甜适口，正是老家威海国光独有的味道。当晚，姥爷和我挤在一张小床上睡，叮嘱我好好读书，不多时便响起鼾声，想来是一路太累。

　　第二天姥爷说，当晚就要回威海。父母劝他多住几日，姥爷执意要走，说见到我们就安心了，家里还有不少农活要忙。等我傍晚放学回家，姥爷已经去火车站。他要坐一夜硬座，再转长途汽车，第二天中午才能回到威海。

　　那一笼苹果，成了我的惦念。家里还有哥哥、弟弟和奶奶，我心里总想着自己该多吃一点。于是隔三岔五，睡前偷偷拿一个苹果，提前塞进裤子口袋，第二天带到学校吃。有天晚上，我照旧把苹果塞进口袋躺下。没过多久，妈妈以为我已经睡着，怕我踢开被子，顺手拿起我放在旁边的裤子，摸到鼓鼓的口袋，轻声说了一句：“怎么还装着个苹果！”我屏住呼吸装睡，等妈妈离开，才长长松了口气。第二天一早，我悄悄把苹果放回果筐。从那以后，再也不往学校带苹果了。

　　我上高中的时候，老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舅承包了两百多棵苹果树。我高考落榜，回老家复读期间，跟着大舅上山。舅舅说，果子正在上色，再过一阵子就可以采摘，还跟我开玩笑：“就这些苹果，十年你也吃不完。”他知道我偏爱国光。

　　有一年陪母亲回乡，恰逢摘苹果的时节，我上山帮舅舅采收。那天阳光炽烈，踩着梯子爬上爬下，忙活一上午，累得几乎爬不起来。舅舅这样一干就是好几天。种苹果，实在是一桩极辛苦的营生。上世纪90年代，舅舅改种红富士，老国光苹果树陆续被替换。往后，我们吃到的大多是红富士，本土的威海国光，市面上几乎绝迹。舅舅一直承包这片果园到2002年，后来土地被征用，山上所有苹果树都被砍伐。漫山苹果树的模样，只留在记忆里，威海国光，也成了遥远的念想。

　　或许是这份苹果情结，我做新闻工作时，多次前往有着“中国苹果之乡”美誉的栖霞采访。栖霞每年十月举办苹果艺术节，吸引海内外宾客。艺术节上，我尝过红富士、维纳斯黄金、金帅等诸多品种，却不见国光，更没有威海国光。采访一位六十多岁的果农，他告诉我，国光是老品种，渐渐被烟富、维纳斯、明月等新品种替代。味蕾是有记忆的，在我看来，很多新品种甜度高、外观鲜亮；国光外表朴素，绿底带着暗红条纹，在一众新品种里像个“丑小鸭”，可它甜中含酸的独特风味，无可替代。

　　2025年深秋，我回老家，特意去了温泉镇的农村大集。大集上人声鼎沸，叫卖声、讨价还价声交织，摩肩接踵。水果摊上，各色苹果琳琅满目，看得人眼花缭乱。摊主切开果子递来试吃，热情推荐新品种，我尝了，香甜适口，便买了几斤。走到水果摊的尽头，一位五十多岁的农妇面前摆着两篮子苹果，个头不大。她对我说，这是威海国光，自家种的，我仿佛遇见久别的故人。凑近一看，果然是记忆里国光的样子。农妇拿起一个递给我：“尝尝，还是老味道。”她如数家珍，说家里的国光树是上一辈老人栽下的，树龄已经六十多年，每年产量不高，果子长不大，卖不上价钱，但舍不得砍掉。听她娓娓道来，我心里很触动，买了半篮子。

　　回到住处，咬下一口威海国光，这滋味，旁人很难体会。别人吃苹果，品的只是果香；于我而言，这里藏着我的童年与少年时光，是绵长的记忆，是化不开的亲情与惦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