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彤

　　青岛与电影的缘分非常深，电影与城市可谓互相渗透、互相成就，许多电影与城市的共同经历，在今天看来都是传奇，这其中，以逊清遗老的电影故事为甚。

　　青岛的“新时期”

　　辛亥革命后，许多昔日的清朝重臣选择了青岛作为他们的避风港。这其中有恭亲王溥伟、多罗特公升允、内阁撷揆、后来作过大总统的徐世昌、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军机大臣吴郁生、铁路大臣吕海寰、法部侍郎王垿、学部副大臣兼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两广总督周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云贵总督李经羲、两广总督岑春煊、直隶提学使劳乃宣等。据统计，当年来青岛寓居的省部级官员多达一百二十人之多。他们中的许多人居住在湖南路西首靠近警察署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银鱼巷附近。

　　这些前朝贵族都是饱学的儒士，看上去与西洋文化似乎完全不搭界。而事实上，他们中有不少与德国有较深的渊源，如周馥、胡建枢都做过山东巡抚，吕海寰曾任清朝驻德国公使，于式枚曾奉命出使德国考查宪政，李德顺甚至是京师同文馆德文专业毕业，并娶了一个德国妻子。余则达、徐世光、朱钟琪、萧应椿、杜秉寅等都作为官员处理过山东的对德事务，他们甚至与德方官员有些私谊。如曾任陕甘总督的升允，曾做过外交官，在俄国和德国生活过三年，对西方文化是十分熟悉的，他曾力主建陕西大学堂（西北大学的前身），也曾促成甘肃创办初级师范学校等，对于新式教育十分看重。所以说，他们与德国当局的关联以及对现代文明的态度都不可一概而论，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德国当局对于这些逃亡而来的人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呢？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在《中国心灵》里写道：“值得高兴的是，他们（指德国当局）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即，不管什么党派，只要遵从当地的法律法规，就会得到保护并欢迎居住。卫礼贤甚至认为，这些逃亡者的到来，意味着青岛的新时期到来了。

　　《桃源梦》里的电影故事

　　关于逊清遗老观看电影的纪录屡见于青岛的文史资料中，现在我们能够查阅到的这些逸闻的出处，是一本名为《桃源梦》的小说。这本署名“燕齐倦游客”的小说，以德占青岛为时代背景，虽然把具体的人名、地名改头换面，但一看即知。如：他称故事的发生地为山东半岛东南角上的“琴澳港”，靠海最近之处叫作琴岛，琴岛的北部叫作“大抱岛”等等，小说中关于街道的描述也与青岛完全吻合。

　　据朱健君著《殖民地经历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德占青岛1897－1914）》一书记叙，《桃源梦》中许多出场人物都有具体的原型，庄总兵即是清军总兵章高元，传教士威廉即是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等等。

　　这本小说出版于民国六年，用今天的眼光看，《桃源梦》可以归类为“章回体纪实小说”，小说的语言比《官场现形记》之类的晚清小说更接近现代汉语，一些现代语汇夹杂在半文半白的行文中，显现出大变革时代文化碰撞之激，许多情节读来令人兴趣盎然。书的第十九回《演影片寓公烧地板 作师范美人学体操》更是集中体现了晚清寓公们在面对现代文明时的不适应，小说的口吻也充满了嘲讽：

　　“话说寓公走到大讲堂里边，只见那讲堂足有十丈来长，六七丈宽，大小电灯一共有二三十盏，照得里边如同白昼。地下地板都是很窄的木头镶成斜花，虽然没有漆，却是非常之光华干净，讲堂的北头有一个台子，仿佛戏台一样，比戏台小些，台的左边挂一块白布，台子前边摆无数十行椅子，只剩得前几排没有坐人。”

　　前几排显然是给寓公们留的，这是小说中的黑澜大学大讲堂。黑澜大学即指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校，又称德华大学，因所处火车站附近的海岸有俗称“大黑澜”的礁石，故而得名。这所创办于1909年10月的现代学校，是胶澳督署制订的一项“华人学校计划”中重要的一部分。当时，德国当局曾有计划把青岛建设成为远东的德国文化中心，而兴办新式学堂是最基础的投入。这所学校面向中国学生，由中德两国教员任教，设理工农医各科，中国教师在其中占的比例不高。因办学质量高，创办几年后名声日隆，外省学生也纷纷投考，德日战争爆发前的1913年，德华大学的在校生为345人。学校合作共荣的办学宗旨十分成功，得到了中德两方面的认可。在德华大学供职的中方人员，因为较为系统地接触到德国工业及现代文明，或者也在设想把这种现代文明传播给中国社会的上层阶级，在青岛寓居的前清贵族们，无疑是最理想的对象。小说《桃源梦》中关于电影的这一章大概就是当时情形的真实反映。

　　首次的碰撞当然是反差极大的——

　　一会儿，吞云吐雾，满室烟雾，唏喽呼喽，甚有节奏。烟球满地吹，仿佛下了雹子似的。要是呛着了，咳嗽雷动，浓痰如雨。抽烟余暇，杂以谈天……哈哈之声不绝于耳，那时候倍慈博士正站在台上大声演讲机械构造，叫他们这一笑，倍慈所说的一点儿也没听到。很多外国人怒目相视。千里正坐在式若后边，细细对式若道：“我们特为来听演说，他们正在那里演说，虽是外国话，我们不懂，样子总得做起，以免别人说我们无理。”式若把这话告知别人，笑声才住，不谈天了，专抽水烟。倍慈演毕，由欧满用中国话演讲一遍。突然电灯全熄，有些寓公以为是完了，纷纷起身，把椅子乱推，腾出路来要往外走，有叫某翁等一等同路走的，有说熄灯太快的，声音嘈杂得很。幸亏里头有些知道的，说是熄了灯以便看电影，并不是散会，他们才坐下。椅子已经不能成列，搁在什么地方就坐在什么地方……各人看了各有议论不同，互相辩驳，纯朴推阐，声音越来越高……他们走后，柯佐治把地板一看，不是这块和麻子似的，便是那块和油画一样，心里非常之不高兴。林贵看了更难为情，就和柯佐治商量把地板刨去一层，用杀虫药水洗刷一遍，才把地板治好了。

　　这段情节涉及了几位历史人物：枚式若、柳千里、王林贵，据朱健君在《殖民地经历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德占青岛1897－1914）》中所述，枚式若的原型即是于式枚，他曾任前清兵部主事，是李鸿章的重要幕僚，柳千里的原型则是曾任京师大学堂监督、学部右丞的李家驹，王林贵则是当时任德华大学总稽查的汪宝森。

　　爱看电影的前清大员

　　晚清的遗老们虽然喜欢诗文歌赋，爱听京剧昆曲，这些与电影也不矛盾。据中山路上的福禄寿影院老服务员们回忆，他们经常会看到一个居住在附近的白发老者在儿子的陪同下来看电影，他们称他为“相国”，他就是曾任清代军机大臣的吴郁生。福禄寿电影院的经理赵星火还曾去吴郁生的寓所拜望，并与吴的儿子吴曾懃成为好友。吴郁生1912年避居青岛，住在宁阳路口警察署附近，直至1942年在青岛终老，寓居青岛三十年，电影成为他晚年的一大爱好。

　　逊清遗老们在青岛集中聚集的时间并不长，许多人在1914年以后就迁居，但也有遗老一直居住在青岛。对于今天的青岛人而言，这些前清的大员与这座城市的关联看上去十分虚弱，好比风在湖面上吹起的波纹，风过后，湖面就平静了，风并没有留下痕迹。正因如此，这些文字读起来才非常传奇，以至于有些奇幻的味道。因为一个世纪过后，日常生活里的传奇已经非常稀薄了。

　　笔者曾见过京师大学堂监督刘廷琛的后人，而刘廷琛辛亥革命后一直避居青岛直至1932年辞世。在刘廷琛的孙子刘诗谱先生的文章里，亦提到“先祖晚年，因侪辈先后云散，感到生活非常寂寞。闲时偶尔也看看电影，但不看戏，每天大部分时间皆以临池自遣”。现在岛城艺坛的人多了解刘诗谱的书法造诣，岛上名家范国强在早年也曾随刘诗谱学习章草，而据刘诗谱记叙，他的祖父刘廷琛自幼即工草书，他曾见祖父写书谱十二条屏，三四千字一气呵成而无错漏，令人赞叹。

　　市博物馆藏有一床琴名为“幽涧泉”，琴身刻有多位名人的题跋，包括王垿、刘廷琛、黄孝胥、李宣三等。1929年春，收藏家李宣三知黄孝胥好琴，特将此琴相赠；黄孝胥于1931年春刻铭志谢，而刘廷琛与黄孝胥是忘年之交。刘诗谱的文章中曾提到，晚年的刘廷琛与岛上遗老王垿、吴郁生已不常往来，而与黄曾源的儿子黄孝胥最常见面，黄孝胥有时携琴而来为奏《高山流水》《平沙落雁》等曲，老人心神怡悦，辄乐于挥毫。“幽涧泉”应该就是此时诗酒琴乐之交的见证。刘廷琛题写的琴铭写道：“往读书匡山，爱听泉，谓为天然琴韵。及读太白《幽涧泉》诗，穆然意远，深会真妙。黄君孝胥善鼓琴，知余好之也，辄操琴登潜楼，为鼓三四操。余每见孝胥抱琴至则心开，非知音也，聊慰听泉之思。因题之如此。”这些铭文生动再现了当时青岛文人以琴会友、寄情山水的文化生态。

　　这些鳞爪片羽使我们相信，那些前清重臣的故事没有远离，他们的故事早已与这个城市融为一体，他们所搅动的历史风云，也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沉入城市的深处，这比那部记载着桃源奇遇的半文半白的小说更梦幻，简直就是一部片长达一个世纪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