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重远

　　1977年冬，高考恢复。彼时，应届毕业生已离校，考生汇聚了十多届毕业生。许多考生已成家立业，最长者竟三十五岁。考生、家长都没有心理压力。金榜题名，如喜得“天上的馅饼”；名落孙山，半年后可再考，并无太多遗憾。对上初三的我来讲，恢复高考如黑暗中的明灯，照亮了我的路，让读书有了方向。

　　我初中就读青岛十四中。当年，中学皆有初高中，本校初升高无需考试。首届高考，本校应届毕业生全部落榜，校领导决定重点抓初三，力争两三年实现高考“零”的突破。我在学校理科竞赛中两次荣获第一，被学校列为重点培养对象，动员我“跳级”升入高中，提前高考。经过慎重考虑，我放弃“跳级”，决定选择去更好的高中，稳步实现梦想。

　　1978年，青岛市首次跨校中考。无心冲刺高考的同学，大多在本校直升高中。班级中唯有我赴外校中考，并考入青岛九中。彼时的九中与二中齐名，皆是省重点中学。九中前身礼贤中学，是全市首所中学，先后产生十位院士，被誉为“院士中学”。1977年高考，九中应届毕业生大学录取率全市最高，声望达到高峰。

　　首次跨校中考，九中汇聚了大批外校的尖子。所有尖子生被安排在三个重点班，全力冲刺高考。原九中直升的学生，被安排在其他五个班。半年后，增加一个文科班，原来的重点班变成理科班。

　　当年，学校无宿舍。我路途远，每天骑自行车往返。中午，可在老师食堂就餐。伙食便宜清简，顿顿馒头配青菜，鲜有肉片相伴。为保证我的营养，父母专为我订了牛奶。每天早餐，除了馒头咸菜外，我单独享用半斤奶和两枚鸡蛋。在商品匮乏的年代，蛋奶专供幼儿和体弱老人。这份偏爱，是家人给予我最大的托举，也是我冲刺高考的最大动力。

　　我每日清晨六点起床，坚持晨跑，早餐后准时到校。日暮归家，晚餐后苦学至深夜，常在父母催促下熄灯。往后四年大学、三年读研，再无这般精力充沛的学习状态。时隔多年回望，想必是每日的蛋奶，悄然化作强大的精神力量。

　　高中两年时光，以教材知识为主，集中复习不足半年，过程平和，压力甚微。老师要求学生做到“七加一大于八”。意思是七小时巧学，加1小时体育锻炼，成效大于8个小时苦学。此言内涵，与清华大学倡导的“参加体育锻炼，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理念，异曲同工。每日课余锻炼成为必修课。课间期间，我会驻足运动场边，在单杠上做引体向上，在双杠上做臂屈伸或支撑摆动。下午放学后，又打半小时篮球。练单双杠时间久了，掌上结出厚茧。我便自豪夸耀，单凭手上印记，我也够大学资格。

　　重点班的师资优良，老师善于传道授业解惑。我文科偏弱，不善作文。一次语文课，老师以朱自清的《背影》为范文，删去父亲买橘子片段，让我们依上下文补写。我顺着长衫有土的前文，杜撰出父亲买橘子跌倒的情节，沦为补写失败的范例。老师一语点醒我，好文不必刻意制造波澜，贵在从细微小事着手，刻画出细腻的情感。原文中，父亲“蹒跚”“攀”“缩”“倾”的动作细节，笨拙温情，却饱含着深沉的爱。此次授课，扭转了我的思维，我的写作也从注重大主题转向小细节，作文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高中阶段，学校不进行成绩排名，唯在高考前模拟考试时，才统计名次。一次模拟考试后，任教研室主任的物理老师现场公布分数，他从低分开始，逐一念名上台领取答卷。我物理第一，总成绩名列第七。从入学时近三十名，追赶至第七，让我有点得意。

　　高考如期而至。那天我如平时上学一般，骑车赴学校后侧的八中考试。三天的考试，如平常一样安静从容，没有家长接送，校门也不似今日这般人山人海。自己志满意得，力争考取好成绩。首日上午考语文，难度不大，唯有作文意想不到，提供一篇关于达·芬奇的短文，要求写“读《画蛋》有感”。语文是弱项，分数稍低不影响全局。下午是自己的强项数学。或许是太想争取好成绩，或许是高度紧张产生压力，考试中出现重大失误。试卷规定，答题用钢笔或圆珠笔，画图用铅笔。我画图后大意，继续用铅笔作答。半小时后醒悟，惊出一身冷汗，方寸大乱，慌忙用钢笔涂改。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仓促做完后面的题。数学的失误扰乱了心态，导致物理化学考试也受到影响，最终总分滑落到全班十五名。

　　我的总分比全国重点线高出三十多分。因山东考生多，重点高校少，须高出录取线四十分，方可进重点高校。只因一次不大的失误，导致我与重点高校擦肩而过。十七岁的我，情绪低落，满心愧疚，深感对不起老师的培养和家长的期盼。

　　回首往事，高考失误不过微不足道的小事。本科虽无缘重点大学，却激发我考取名校读研。当年，有个天赋更好的同窗，高考失误，只能复读。第二年，她考取了重点大学，一路读到博士。如今，她已是名牌大学的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