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泽丰

　　时间如尘，将往事一层一层覆盖。积土成山，一些事情日积月累被时间深埋。偏偏有人，执着于已深埋的往事，惦念着那一本残损得无法翻阅的旧账。比如，我年迈的母亲。

　　养老中心的胡红旗院长要给她理发，母亲摸了摸腰间的两个上衣口袋，发现兜里一分钱都没有。要在以往，剃头师傅背着箱子走村串巷给村里人理发时，理完头发，村人就会付上剃头钱，一块、二块，到后来的五块。如果当时没钱，向剃头师傅解释一下，请他记个账，往后再来时给他，也行。通常，像这样的欠账，剃头师傅不会记在账本子上，是否记在了心里？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过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剃头师傅又背着理发工具箱来村时，欠了钱的人会一分不少地付给他。有时，剃头师傅自己也忘了，对着前来付钱的人，一脸诧异：“上次欠了吗？”“欠了，我记得哩！”村人一边递过钱，一边还邀请剃头师傅到自家吃饭去。

　　我考取中专的那年暑假，准确地说是新学期快要开学了，就在我家办完升学宴的第二天，剃头师傅义龙来到我们屋场。那天上午，父亲把义龙请到我家，对他说：“给这娃也剪个发吧，他马上要到池州上学去了。”因为腿脚残疾，没有走出过乡镇的义龙，当然不知道池州在哪个方向，只听说它位于长江南岸，离我们的家乡很远很远，有两百多公里。义龙一边点头应是，一边夸我父亲育子有方，夸我有出息。那天中午，父亲留义龙在我家吃午饭，说是头天办的酒席，家里还有些荤菜。义龙没有推辞，但我和父亲的理发钱，无论怎么说，他都不肯收下。

　　我参加工作已有二十四年了，至今都没有付上当初欠下的八元理发钱，它一直存于我的心底，让我深深地领悟着那个年代村人之间的情谊。后来我多次回乡，没遇见过义龙，也没听人说起过他。每次回乡之后，忙于一些琐事和应酬，我也没有刻意去打听义龙的消息。印象中，他当年单身，因患有小儿麻痹症，靠到周边村庄理发为生。二十四年过去了，我的父亲离开了人世，我的母亲已成了年迈而不能自理的病人。义龙呢？他如若尚在人间，现在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

　　这回，母亲表示出了不愿理发的意思，直到胡院长笑着说：“你理发的钱，我记着哩，等你儿子过来了，再付给我，不迟。”母亲这才同意，被搀扶着坐在一张椅子上，像一个听话的孩子，接受着胡院长的推剪。事后我去看她，她一听到我的声音，便说：“前两天理了个发，钱没有付，你等一下付给人家。”尽管理发是养老中心的应尽之义，我还是答应了母亲。她说人家帮她理发，费了不少的时间，又没有在她那里吃饭。

　　母亲现在已记不清楚自己住进了养老中心。其实，她住进来有近一年的时间了。近八十年的岁月和晚年的疾病将她折磨到了无助的境地。她双目失明，生活又不能自理，精神时而恍惚，饮食起居全要人照顾。我和妻子没有太多的精力，只得把她送进离我们近的一家养老中心。母亲起初不太愿意，后来也慢慢地习惯起来，因为在那里，有个姓方的阿姨专门照顾她，还有一个名叫“红花”的大姐按时递药给她吃。由于小脑萎缩，她已分不清养老中心和老家的区别，认为自己现在还是生活在老家，认为这个方阿姨是我请来照顾她的。

　　母亲说，“红花”欠了她四百五十元钱，已有十五年了，至今都不还给她。这当然是一桩不存在的事。红花是养老中心请来的员工，与我母亲之前从未谋面，哪来的欠账？我顺从着母亲，问红花什么时候向她借过钱？母亲说，那是十五年前，她在柄水家门口卖棉花，当时，红花为筹借三个娃的学杂费向母亲开了口。作为一位母亲，她深深理解母爱的厚度，于是，不假思索地将卖棉花的四百五十元钱一分不留地借给了红花。母亲说得真切。她说红花的大儿子都结婚了，这钱还没有还上，她要将它要回来。

　　我安慰着母亲，说这是一笔旧账，也许红花早已把钱给还了，只是她自己忘了而已。母亲说：这不可能，她一直记得。为避免误会，我背着母亲，向“红花”作了解释，希望她不要介意一个精神失常老人的言辞，并将四百五十元钱递到她手上，请她再还给我母亲。“红花”很配合，不但把这钱给了我母亲，还向我母亲道了歉。为“红花”之举，我向她表示了深深谢意。

　　后来，母亲再也没有向我提起过那桩事。上次我去看她时，她说“红花”当年也不容易，分家分了许多外债，还要养育三个孩子。“撑起一个家，哪有那么容易呀！”是呀，母亲的感慨再一次撞击着我的心灵。她当年省吃俭用，供养着我和姐姐，供我上小学、初中和中专。这一笔账过去了许多年，至今却刻在我心灵的深处，每每念起，都想落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