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全国一千多万学子走进高考考场。你是否了解，中国人对选拔人才的执念从何而来？答案，藏在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历史里。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正式创立，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止，科举制度延续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共选拔出进士十余万人，举人、秀才数以百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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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九品中正”到“一篇文章定终身”

　　在科举制度出现之前，中国的人才选拔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先秦的“世卿世禄”，官位世代相传；两汉的“察举制”，由地方长官推荐孝廉；魏晋的“九品中正制”，按门第品评人物。这些制度的共同问题是：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门阀士族垄断了上升通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成为时代写照。

　　隋文帝杨坚统一天下后，决心打破门阀壁垒。他下令废除九品中正制，要求各州每年推荐三人，通过考试录用。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更进一步，大业二年（606年）正式设置“进士科”，以试策取士——这就是科举制度的起点。一个寒门子弟，只要文章写得好，就有可能一步登天、拜相封侯，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创举。

　　唐代继承了隋朝的制度，并将其发扬光大。唐太宗看到新科进士从端门列队而出时，喜形于色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武则天时期增设武举，选拔军事人才，大名鼎鼎的郭子仪就是武举出身。到了宋代，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糊名、誊录、锁院等防作弊措施相继出台，考试内容也从诗赋转向策论，更注重实用。明清两代，科举走向鼎盛，但也逐渐僵化，最终在八股文的束缚下走向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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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中三元”千年只有14人

　　一个读书人要完成从童生到进士的蜕变，至少要闯过三道雄关，其艰辛程度不亚于今天从小学考到博士。

　　第一关是“童试”。这是入门级别的考试，包括县试、府试、院试三个阶段。通过院试的人被称为“生员”，也就是俗称的“秀才”。别看秀才只是科场的最底层，在地方上已享有特殊待遇：见知县不用下跪，免除徭役，还可开设私塾教书。很多人一辈子就止步于此，如《儒林外史》中的老童生周进，六十多岁还在贡院号舍里撞号板痛哭。

　　第二关是“乡试”。这才是真正的“大考”。一旦中举，身份质变——获得做官资格。明代著名政治家张居正，十六岁中举，巡抚顾璘解下犀带赠他：“你将来是要系玉带的，我这犀带算不了什么。”果然，张居正后来成为万历皇帝的首辅。

　　第三关是“会试”和“殿试”。乡试翌年春天，全国举人齐聚京城参加会试，称为“春闱”。录取者称“贡士”，第一名是“会元”。随后由皇帝亲自主持殿试，所有贡士皆成进士，只重新排定名次。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

　　“连中三元”是科举最高荣耀——乡试、会试、殿试均第一。一千三百年间仅十四个人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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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股取士与科举的末路

　　任何制度都有生命周期。明清以后，科举逐渐僵化，八股文成了桎梏。

　　八股文有固定格式：每篇文章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组成，其中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各有两股，两两对偶，总共八股。题目必须出自“四书五经”，内容必须“代圣人立言”，不能有自己的观点。士子们把毕生精力耗费在文字技巧上，皓首穷经却不知天下大势。

　　与此同时，西方列强的炮舰轰开了国门。洋务运动兴起，新式学堂设立，科举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等大臣联名上奏，请求“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清廷下诏：“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这道诏书，宣告了延续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正式终结。

　　历史的兴衰得失之间，既有值得我们继承的优秀经验，亦不乏可资鉴戒的深刻教训。无论是正面看待还是反面检讨，科举制度体现的许多价值观念，如公平竞争、广泛参与、唯才是举等，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   邓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