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修圃

　　上世纪50年代，农村缺医少药，老百姓病了，一般是：挨、拖、请土郎中，基本上没有上医院的条件。除了县有医院，乡镇根本没有医院，散落在乡村的是私人中医铺，一般老百姓是请不起大夫的。那时，母亲40余岁，在村里也算半个土郎中。母亲为啥有这些本事？据母亲说，她跟姥爷闯关东，姥爷在大连认识了一位中医，两人亲如兄弟。大夫听说姥爷要回山东老家，就对他说：“我教你两副中药方，你回老家不仅可以给老乡治病，自己也有点收入。”姥爷学会之后又教给母亲，加之母亲胆大心细，又跟姥爷学会了扎针、拔罐。凭借这些技艺，母亲在村西头几十户人家中成为“纵横”乡里的香饽饽。

　　三枚银针

　　母亲有一个小布袋，内装两块硬布壳折叠起来的折子，翻开就露出插在里面的三枚银针：大号针有点三棱形，二号、三号针就是缝衣服的银针，型号大小不一。虽然布袋边角磨得苍白了，但母亲非常珍惜。当时左邻右舍有个病有个灾的，不管是男女，还是大人孩子，只要来我家里，母亲就让他（她）坐在或躺在炕上，母亲按穴位扎针放血，完毕，切几片鲜姜，搓擦脊椎，直到发红为止；母亲再给病人泡上一碗热乎乎的鲜姜、红糖水，让其喝了躺一会儿，就好了一半。母亲治病从不收费，鲜姜、红糖自然都是白搭上的。所以病人总是一口说不出两个“谢”字来。邻居侯晓思大叔好酒，每每喝醉酒呕吐，就让母亲扎针，母亲给他扎完针，立马好了一半，笑着说：“三嫂子，好了！”这种场面我至今历历在目。那些年，母亲凭借“三根银针”给左邻右舍治好了不少病。此乃母亲的第一宝。

　　陶瓷火罐

　　母亲的火罐是陶瓷的，形状是肚大圆而口小那种。有些老年人腰疼腿痛的，找到母亲，母亲就给他们拔拔罐；有时年轻人闪腰岔气的，母亲也给拔拔罐，之后都说轻松了。有一次，大哥不舒服，说是浑身难受。母亲说：“我给你拔拔罐吧！”大哥趴在炕上，母亲在罐内点燃一张黄表纸，一手托罐，一手转动罐子，旋呀旋，旋转到一定火候，猛一扣，扣在预设的穴位上，整个过程干净利索，像玩艺术品。一连拔了8罐，大哥说，舒服了。平常母亲给人治病，拔罐与扎针配合进行。母亲常说，要看病情而论，什么时间单拔，什么时间配合，自有她的经验与判断。“火罐”是母亲的第二宝。

　　两副中药

　　母亲的第三宝是两副中药。解放初期，农村妇女生产，没有进医院的，实际上也没有医院可进，一般怀孕妇女生产都在家里，请村里的接生婆助产，所以得产后风者不在少数，孩子的成活率也大打折扣。母亲用治产后风中药，治好了不少妇女。时间长了，母亲琢磨扩大使用范围，给男性治病。

　　有一次，村东头有一位叫杨廷考的男人，大约有50多岁，受了风，头痛好些日子了。他找到母亲，想吃“风药”。母亲说，那是治产后风的药，能不能治男性的病不好说，反正这药没副作用，不妨试试。于是开了药方，让杨廷考自己去买药材，并说：“核桃不用买了，我家有棵核桃树，收了一些核桃，可以用上。”老杨买了药材送来，母亲把药材加工成面粉状，用两个鸡蛋把药粉煎成“鸡蛋盒子”，让大哥送去，病人按医嘱用萝卜汁子服用，然后发汗。鸡蛋自然也是母亲垫上的。老杨连吃了两副风药，果然病好了，高兴地提着两把（一把10个）鸡蛋来答谢母亲。母亲推辞不过，留他在家里吃顿饭才算完。那些年，母亲为别人治病，我家的核桃、鸡蛋垫上不少。有时我偷个核桃吃，让母亲发现了，不仅批评我，还把核桃藏在箱子里，加上铁将军把门。

　　至于第二副中药是“香附良姜”，这是一副治疗胃疼的中成药。母亲仍然用同样的办法，让病人到药房购买药材并让其加工成粉面。母亲再用鸡蛋清加工成丸药，每粒像豆粒大小，放阴凉通风处凉干，即可服用。这味药，也治好了不少病人，照实说，母亲的确为别人想得多，对自家人要求严。

　　1957年，母亲来到青岛，住在大杂院里，仍然为院子里的邻居们扎针、拔罐，吃中药。母亲的三件宝伴随她的一生，直到耄耋之年。她走到那里，不管是农村，还是大杂院，冬天像火炉，夏天像风扇。邻居有个小病小灾的，不值得上医院，找母亲就成为首选，母亲自然也愿意为别人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