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台湾同胞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民主党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组织机构对台湾发表的公开信，被视为是中央政府对台湾的政策文件，其在中国历史上总共发表五次。其中，以1979年1月1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的最为著名。

　　解决台湾问题新思路

　　为解决台湾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和设想，其中就包括“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解决”等设想。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共两党没有能够进行第三次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成为泡影。

　　邓小平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了解决台湾问题的众多核心决策。

　　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解决台湾问题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

　　1978年1月7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国会议员团。谈到台湾问题时，他打着手势，果断地说：“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右手争取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要力量大一点。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我们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什么灵活性。要说灵活性，就是我们可以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新的国内国际形势，为党和国家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思路和方案，也进入了历史的新阶段。

　　《告台湾同胞书》情真意切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这份文告感情真挚，言辞恳切，且字字句句都有千斤分量。它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台湾同胞：今天是1979年元旦。我们代表祖国大陆的各族人民，向诸位同胞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祝贺。昔人有言：“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欢度新年的时刻，我们更加想念自己的亲骨肉——台湾的父老兄弟姐妹。我们知道，你们也无限怀念祖国和大陆上的亲人。这种绵延了多少岁月的相互思念之情与日俱增。自从1949年台湾同祖国不幸分离以来，我们之间音讯不通，来往断绝，祖国不能统一，亲人无从团聚，民族、国家和人民都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所有中国同胞以及全球华裔，无不盼望早日结束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

　　在解决统一问题的方式方法上，则提出了较为灵活的意见：

　　我们殷切期望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共同发展建国大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

　　就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当天，全国政协专门就此举行了一个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天是1979年元旦，这是个不平凡的日子。说它不平凡，不同于过去的元旦，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我们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第二，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第三，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979年1月底，邓小平启程访问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在美国期间，邓小平一再申明，中国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因为这对国家、对民族都比较有利”。

　　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一方面实行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的政策，另一方面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逐渐酝酿解决台湾问题的科学构想。

　　这一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邓小平在1979年12月6日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清楚地表述了出来。他说：我们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要从现实情况出发。对台湾，我们的条件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台湾的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与外国的民间关系不变，包括外国在台湾的投资、民间交往照旧。这就是说，外国可以照旧对台湾投资。即使台湾与祖国统一起来后，外国投资也不受任何影响，我们尊重投资者的利益。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可以拥有自己的自卫力量，军事力量。条件只有一条，那就是，台湾要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拥有充分的自治权。

　　1984年5月，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使用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提法。史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