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邓小平在领导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进程中，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推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

　　“我们有许多问题要解决”

　　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是领导者政治素质和担当精神的重要体现。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后，鉴于当时在科教领域存在着大量问题，主动要求分管科学、教育工作。他很快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3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共商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与会者建议尽快改变用推荐的办法招生时，他当即拍板决策恢复高考。座谈会最后一天，他对新中国成立后17年科教发展的评价、调动积极性、体制和机构、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后勤工作、学风等6个方面的问题发表了总结性意见，为推动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发挥了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面临着堆积如山的问题，邓小平不回避、不遮掩、不拖延，而是坦然承认“我们有许多问题要解决，有许多事情要做”。面对纷繁复杂的问题，邓小平强调“要从问题堆里找长远的、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是全党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邓小平集中全党的智慧和力量制定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解决了这个问题，为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了必要条件。

　　“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

　　邓小平向来重视制度的作用，强调“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意识到我国经济体制存在着弊端，需要进行系统改革。1979年3月30日，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了有效地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同年11月26日，他在接见外宾时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在实践中，邓小平支持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扩大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鼓励各种类型的责任制。

　　农村改革的成功初步显现了市场取向改革的威力，也为改革重心转向城市、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创造了条件。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突破了长期以来的僵化观念，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这就进一步回答了长期困扰人们的理论问题，深化了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

　　“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

　　邓小平始终重视“靠实践”的作用，强调要用创造性的方式解决问题，“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

　　干部年龄老化是改革开放初期存在的突出问题。邓小平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把培养选拔接班人与解决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结合起来统筹考虑，一方面，强调“老同志的最主要的任务，第一位的任务，是提拔年纪比较轻的干部”；另一方面，强调“制度是决定因素”，推动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任期制，建立退休制度。在他的指导下，党的十二大采取了设立中顾委的办法，实现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的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渡。

　　邓小平正确处理安徽芜湖“傻子瓜子”的问题，生动体现了他“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的解决思路。1984年，在雇工问题引发激烈争论的时候，他在中顾委会议上明确表态：“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他又重申了“不能动”的观点，强调“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正是他对私营经济采取鼓励、支持和引导的新政策，才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坚持问题导向，是邓小平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勇于攻坚克难的责任担当。 李源正